日軍向誰投降

【摘要2015.8.17.蘋果 江春男】在1945年8月10日傍晚，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百萬市民湧到街頭歡呼跳躍，歌聲鼓聲鞭炮聲徹夜不絕。蔣介石卻在日記上說，他心中充滿憂懼與恥辱，毫無快樂之感。因為抗戰勝利之後，接著是全面內戰的爆發。

當時的山東和華北是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勢力範圍，而國軍主力都在西南大後方，日本派遣軍要向誰投降，裝備武器由誰接收，中共有近水樓台之便，而國軍卻遠在天邊，短時間難以奔馳至淪陷區受降，局勢對蔣介石十分不利。

為抵制中共對日受降，蔣介石必須依賴已投降的日軍，繼續保持武裝以維持當地秩序。他一方面致電總司令何應欽，命其警告日軍不得向他所指定之外的任何人繳械投降，否則將以武力制裁之。一方面對敵偽軍隊表示寬大不究之通令，以爭取他們的感恩和安心。 

抗戰的勝利，基本上是熬出來的。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派遣軍仍牢牢地控制中國的主要城市，根本不承認戰敗；而是隨著天皇詔書，奉命投降的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接到來自大本營的投降指示後，致陸軍大臣阿南：

「陸軍百萬大軍未經決戰即行投降，如此奇恥大辱世界戰爭史上少見，派遣軍整整8年間連戰連捷，即使一個小分隊全軍犧牲之際，也要把所有武器毀掉，不使落入敵手。而今百萬精銳健兒，竟向重慶的殘兵敗將投降，這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聽命的。我堅信屈服足以亡國，繼續戰鬥，全體國民武裝起來，進行殊死戰鬥，必能死裡求生。」 

不少國軍將領英勇抗敵，給日軍很大苦頭，但中國軍隊的實力，遠不足以鎮壓日軍，日軍雖投降心仍不服，稱國軍為敗軍殘將，依當時的兵力和氣勢絕對不會投降的，而對八路軍和新四軍，更連提都不提。在日軍眼中，中共只打游擊，不能正面作戰，只是騷擾，無足輕重。但是，70年後，八路軍打敗日本鬼子的神劇，仍然繼續上演中。

日本為何不甘願道歉【摘要2015.8.17.蘋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14日發表終戰7周年談話，踵繼歷任首相提到的「道歉」、「侵略」、「殖民」等關鍵字，再次表示痛切反省、由衷歉意、「這樣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不會動搖。」不只歷任首相都曾表示道歉，日皇也多次致歉，但中國、兩韓都不買帳，不時譴責日本道歉沒誠意，逼迫日本一再無限次道歉，日本人惶恐之餘，不知伊於胡底。這也是日本右派能累積人氣的原因之一。 

日本文化裡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不甘願道歉的主因。二戰時，日本民族一方面富含菊花的優雅、多禮性格，但另方面卻有持武士刀斬首戰俘的野蠻行為，這種矛盾性格讓英美十分迷惑不解，遂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 研究日本文化，發現日本武士道文化尊敬強者，鄙視弱者，認為軍人（武士）應戰死，而絕不可投降，投降的軍人是所有軍人的恥辱。

英美戰俘投降已經很羞恥，還在戰俘營裡嘻皮笑臉，丟掉所有軍人的臉，這種無恥的軍人應該殺掉。武士道精神也認為武士不可向比自己差的敵人敬禮致歉，只能向比自己強的人行禮認輸。 

日本人認為二戰日本敗給美國，而非敗給中、韓；事實上，日本的國力遠遠超過中、韓，所以沒有理由向中、韓致歉，只願向美國俯首稱臣；但基於國際形勢以及西德向二戰被侵略國誠懇道歉的道德壓力，日本才願勉強道歉。 

日本侵略各國，是無論如何無法消除的罪孽，他們理應為殖民台灣、殺害中國人、韓國人而誠懇道歉；不過話說回來，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多，還是中共殺害的中國人多？ 據中國官方承認，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非自然死亡的人口大約6千萬，是日本人殺害的中國人的好幾倍。

如果日本人該道歉，中共政權就不該道歉嗎？雙重標準會損害要日本道歉正當性。如果日本人問：「你們殺害的自己人比我們殺的中國人多得多，為什麼你們不道歉？」中國政府怎麼回答？ 

日本人這次道歉較有誠意，顯示武士道精神已經衰微，美國戰後強加給日本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機制已改變日本的軍國主義根源，日本已經變成一個溫馴軟弱的國家，不足為慮。問題是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看到自己身上德、日在二戰前的法西斯影子了嗎？ 

李鈞震：

1.        到底是日本人殺害台灣原住民比較多，還是蔣介石部隊？這應該要有客觀數據，趕快公布吧！

2.        到底蔣介石殺中國人比較多，還是日本人？這應該要有客觀數據，趕快公布吧！

不要再消費「慰安婦」【摘要2015.8.17.自由 黃淑玲／婦女救援基金會董事長】前台籍「慰安婦」議題在這次課綱微調事件中，因「被迫與否」之爭論，不僅引發極大的社會對立，甚至淪為不同黨派或立場之間，彼此攻訐抨擊的手段，讓「慰安婦」受到很大的傷害。

從1992年政府成立跨部會小組，投入台籍「慰安婦」的對日求償聲援及生活照顧津貼的提供，到2008年立法院跨黨派三讀通過「台灣『慰安婦』決議文」，支持台灣「慰安婦」，24年以來，「慰安婦」一直都是一個超越黨派的議題。也因此，我們呼籲各政黨不要再消費「慰安婦」，更期待從這次課綱事件中，台灣社會有機會超越統獨爭議及國族主義，重視婦女受壓迫之歷史，重新從人權的角度來定位「慰安婦」議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政府設置慰安所，不計其數的亞洲女性透過詐騙、販運、強制等手段，被迫提供性服務，不僅行動自由被限制，無法返鄉，許多人更死於異鄉的戰地。「慰安婦」制度被視為是違反人道罪，是一種對女性的性剝削、性暴力與性別壓迫的制度。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早已於1995年將「慰安婦」定位為「軍事性奴隸」之被害人，台灣卻仍不斷在爭論「被迫」或「自願」。「慰安婦」議題必須從國族、階級與性別這三個交織的結構性壓迫來檢視，將「慰安婦」制度的產生以及對受害者的迫害放入歷史脈絡中討論，才能理解「慰安婦」對日本政府訴訟、要求賠償與道歉、平復名譽，二十年持續進行的運動，對於近代女性人權進展與國際對戰爭性暴力的制裁發揮重要影響。

「慰安婦」歷史的重要性，在於她們不但是二次大戰女性人權受迫的象徵，更是發動近代國際人權運動的重要推手。台灣與韓國等國的「慰安婦」倖存者，以其餘生力抗日本政府，就是為了喚醒世人，防杜性奴隸制度再度發生。認識她們不屈不撓的奮鬥，如何影響國際社會對戰爭性暴力犯罪的反省，才是教育的目標與方向。

我們呼籲課綱將「婦女被迫做『慰安婦』的文字」，改為「慰安婦與戰爭性奴隸制度」，方能反映「慰安婦」制度及戰爭帶給婦女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