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也好，讚美也好，一如電影中的主角面對著「做也錯，不做也錯」的抉擇困境，導演魏德聖強調：「《賽德克．巴萊》能夠帶動反省，從過去想想我們的未來…」
問：《賽德克．巴萊》創下了台灣最高製片的七億元花費，你究竟想為台灣電影留下些什麼？最值得一提的奠基工程是什麼？
答：首先是合作的觀念。我要做的事其實是高度工業化的好萊塢常做的事，但是台灣電影工業並不成形，還在手工業的格局，所以我想透過這次拍片，結合現有人才，一次就建立台灣電影工業，結果發現其實人才一直都在，只是分散在各角落，欠缺整合，大家相互競爭搶生意，不願分享技術。
工業化的關鍵其實在合作、難在整合。例如我們以為技術不夠，找來韓國團隊幫忙，看到他們鋼絲、爆破、機械運動、武行的實務操作後，才發現其實我們都會。差別在於過去各擁山頭，如今很多人都在談整合了。
其次是人員養成。這次拍片很大的力量來自一群沒啥經驗的年輕人，憑著初生之犢的幹勁，累成病，常挨罵，卻打死不退，感動了許多前輩。例如，「買便當」對好萊塢是簡單小事，對我們卻是最難的一件事，山區拍片如何買到五百個便當？
每天只有半小時吃飯時間，找廚師來現場做菜，幾百位人員得浪費兩小時排隊打菜和吃飯，絕對不可能，最後劇務就得不辭辛勞，每天下山買便當。甚至強制規定現場要垃圾分類，這種精神太讓人佩服了。
在山上要調度八十輛車子，全靠一位小女生，後來她去支援李安導演在台中水湳拍片，也是調度車輛，以前要一組人才能完成，她也獨力挑起大樑，他們都相信協力完成這部電影是人生重要的一個關卡，沒經驗，沒關係，就是解決，就是面對。這也是為什麼殺青酒會上，大家哭成一團，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沒有人相信我們能完成的事。
問：台灣過去較少史詩電影，主要拍片規模有限，其次是不知如何從歷史取材，你卻從台灣近代史找到了著力空間，如何執行史詩理念？
答：史詩並非我要挑戰的觀念，在意的是用什麼角度去詮釋歷史，我很高興找到了「獵人」角度來詮釋《賽德克．巴萊》。所謂獵人文化的思維，就是一種「以歌聲追逐歌聲」的文化，「以生命追逐生命」的文化，原住民的重唱歌聲，就是同一曲調副歌追著主歌，狩獵人生亦是如此。
電影的主角一心求死，死後才能上彩虹，他們追求死後的靈魂自由，不在乎現世，可是一直「求死」下去，除了悲壯，到底要給觀眾什麼東西？
後來我想通了，人生還有另外一個目的：要活著，要延續族群的生命。有人死去了，留下來的人就是要承擔宗族血脈，於是，我在《彩虹橋》的最後再加上原住民石生神話的故事，一切都要回到生命源頭，不能忘本，能生生不息，才算得上是史詩吧！
問：你真正想要挑戰的是什麼？
答：《賽德克．巴萊》是一個很棒的故事，我找到了特別的切入點來看歷史，我認為主角陷入了一個「做也錯，不做也錯」的困境，究竟要不要做呢？要做，又要怎麼做呢？反觀我們自己，不也經常面臨這種「做也錯，不做也錯」的為難？
面對歷史，我們怎麼不去問當事人的動機？只追究是不是做過不對的事，這樣其實把人性的規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一九三○年代那個時空背景，當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異族人，只有傳統信仰時，面對異族壓迫，你會怎麼作判斷？設身處地去想，就會了解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那些事。
有了這層體會，對於歷史的仇恨，是不是就可得到相當程度的化解？特別是對於有著歷史矛盾的台灣人，我希望《賽德克．巴萊》能夠帶動反省，從過去想想我們的未來。
一般電影是不需要解釋的，可是這部電影需要，因為它挑戰了現代人的價值觀，要多解釋，不能讓它自然發酵。例如有人嫌血腥，對於殺婦女和小孩的戲有意見，我最後還是保留下來，因為那是事實，我就不應該迴避它。
而是要思考如何面對它？我在上集結尾安排了極長的吟唱歌詞，透過祖靈的角度教訓這些孩子，先是責備，既而安撫，讓觀眾明白他們的價值、信仰與文化，再安排一位老婦人在現場高喊：「孩子啊，你們在做什麼啊！」我也讓莫那魯道在事變後，坐在太陽旗旁，環顧四周混亂，什麼話也沒說，只有很重的呼吸聲，因為他也有矛盾啊！
問：電影不少砍殺場面，卻沒列入限制級，列為輔導級，也引發了批判，你的看法？
答：輔導級是我爭取的，著眼點不在票房，而是我認為國中生和高中生都應該看，霧社事件雖然悲慘，已經開始認識世界的中學生，都應該在老師輔導下來看這段歷史。事實上，我們的電影小說，早就被教育部選入寒暑假必看書單中，故事上的血腥或暴力顯然不是焦點。孩子不笨，該溝通的時候就應該有人好好說給他們聽。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等資金到了再拍，我的答案是資金永遠不會到，可是人都到位了，氣也已齊備，拍是不拍呢？我知道，唯一能夠贏的是你先動，讓投資人看到決心，相信你的努力與魅力，只有把自己逼到一個不能回頭的情境下，才完成得了《賽德克．巴萊》。我要說的是，電影產業從製作到市場都已成熟，種籽都已發芽開花，代表有根了，投資人還在等什麼？
問：你對金主的喊話是這麼雄壯，對台灣年輕創作者的叮嚀是什麼？
答：不要盲目追求票房，要開發出自己想要講的故事，傳統思維是觀眾愛什麼，就給他什麼，不是的，現在要問的是你究竟想要做什麼？認真去做好要做的事，喜歡的觀眾就會靠過來，他們就是你的基本盤，只要你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創作，不必去追求流行，永遠要問自己想要做什麼。
答：我要以自己的過程來勸告想拍電影的朋友，不要急躁地想要去完成第一部作品，而是要問自己要拍的故事準備好了嗎？練習夠了嗎？人生所有的經歷過程彼此都有連結，不要因為窩在角落就洩氣，我也曾在角落待過好長一段時間，看到朋友都拍電影了，也曾急著問自己為什麼還在寫劇本？那個角落其實是在儲藏爆發的動力，關鍵在於不要把休息變成怠惰，雖然兩者只有一線之隔。
那段角落時光，我累積了很多劇本，很明確知道自己未來的人生能做些什麼，只要時間到，就可以去執行了。
問：接下來要拍的題材？
答：還沒有決定，棒球故事並不是非拍不可，「台灣三部曲」卻是一定要拍的。對我而言，《賽德克．巴萊》呈現的是別人祖先的故事，台灣三部曲則會是我自己祖先的故事。我在兒子出生後，看到堂哥整理出來的祖譜時，看到自己在家族中的關係位置時，就深受感動，就更堅定要拍台灣三部曲，算是對自己生命的一個交代。
李鈞震：
1. 魏德盛導演：「《賽德克．巴萊》有人嫌血腥，對於殺婦女和小孩的戲有意見，我最後還是保留下來，因為那是事實，我就不應該迴避它。而是要思考如何面對它？」
2. 包裝得很美好的事物，如果內容是虛假的、不真實、甚至是刻意扭曲的，那對人類的世界就沒有長久的價值，反而會導致許多人不敢面對真相，不敢追求真理，因此失去了理性與冒險犯難的精神。
3. 國民黨權貴階級刻意包裝了「228事變」，沒有把每一個個案清楚的交代，公開給社會大眾知道，這就是一種鴕鳥，不敢面對社會真實與真相，結果導致絕大多數國民黨的黨工沒有國際學術地位，沒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沒有理性的邏輯思考能力，都只會死背書，因此失去了真正的社會競爭力。
4. 教育學的最基本原則就是要鼓勵所有的人類面對真相，面對真實，該反省的就反省，該悔改的就悔改，該道歉的就道歉，該賠償的就賠償，這樣才有社會正義，這樣才有學術高度。這也是最基本的科學家精神。
5. 魏德盛導演：「面對歷史，我們怎麼不去問當事人的動機？只追究是不是做過不對的事，這樣其實把人性的規格弄得太小了。大家不妨回到1930年代那個時空背景，當你的世界只有族人和異族人，只有傳統信仰時，面對異族壓迫，你會怎麼作判斷？」
6. 每一個人他所負擔的「社會責任」大小是不同的，小孩子跟成年人他們對社會責任承擔的大小程度不同，強勢者與弱勢者對社會責任承擔的大小程度也不同；權貴階級就應該負擔比較大的社會責任，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他們做的善事就應該比陳樹菊多很多。結果現在顛倒，行政院各部會首長都不做善事，都只會作秀，叫百姓去當史懷哲，自己不會去。
7. 沒有人敢否認，老師就是要當學生的「典範」，這就是因為他們負擔的社會責任大小不同；校長應該比老師做更多典範的事；教育部長應該比各級學校校長做更多典範的事情。結果現在的社會剛好相反，權位愈高的人愈不負責任、不沾鍋。
8. 魏德盛導演：「《賽德克．巴萊》主角陷入了一個「做也錯，不做也錯」的困境，究竟要不要做呢？」
9. 魏德盛導演所面臨的困境，德國大文豪歌德所寫的「浮士德」也有相同的困境，「做也錯，不做也錯的困境」，最後還是需要一個抉擇的標準，而這個標準精不精確、正不正確、理不理性？取決於一個人知識程度的多寡與道德水準的高低。
10. 我們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的知識水準高不高？道德水準高不高？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有自知之明，但大都一眛地逃避面對現實。人類只有不斷地多元學習，才能讓自己在所有的事物的選擇過程當中，選擇到比較理性、道德高尚的行為與措施。
11. 郭雨新與林榮三數十年前曾經一同參選宜蘭地區的立委，他們人生各有不同的選擇。誰在道德上比較高尚？誰的眼光比較長遠？誰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比較大？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蔣經國統治時期的軍公教大部分都是獨裁者踐踏人權的共犯。
12. 《海角七號》電影剛開始不久的一個場景，日本翻譯友子與其遊覽車卡在恆春的古城門口，司機說：「不能過喔！」友子說：「試試看啊！」司機：「不能過就是不能過，什麼試試看？」友子說：「試試看嘛！」這應該是魏導的精神，就是勇敢的去挑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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