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淑樺 Sarah Chen】精選好聽30首
【摘要2020.5.27.蘋果】《蔣經國日記》對黨外人士的批評，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這當然和黨外運動的崛起有關。其中，甫卸任總統府祕書長的陳菊名字出現最為頻繁。從1978年6月到8月之間，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
6月28日記：「處理陳菊案」 。
7月9日又記：「美國問我政府有關陳菊案所採取的蠻橫態度，令人痛恨，無可忍矣！美國人的做法既惡毒又愚蠢。」
7月10日再記：「陳菊案為一高度政治性之案件，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份子益趨狂妄，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不論是輕是重，皆應以國家之利益為先，內奸外賊皆足以害我國也。」
7月14日記：「為陳菊案，美國對我加以壓力和恐嚇，其行為之卑鄙下流令人痛恨。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關係，不可稍存任何之幻想也。」
8月21日記：「美國大使竟在其使館接見我國之罪犯，行為之卑鄙可悲。美國私通國內反動份子並予支持行之多年，美國所做之事無不害人害己，不知我將忍至何時，嗚呼痛哉！」
蔣經國為何對陳菊如此關注？事發背景是，警備總部在1978年6月中旬搜索陳菊的住處，一周後在彰化天主教堂將她逮捕。這是自「自由中國」事件後，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中的第一個逮捕事件。根據當時的紀錄，警總是因接獲密告，陳菊在自宅中排印《選舉萬歲》，同時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陳菊被逮捕後數日，美國大使館向台灣政府查詢案情，7月6日陳菊被釋放。
對照日記的記載，很明顯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不可能被釋放。而美國的介入包括大使出面過問、在大使館約見陳菊等，則讓蔣經國深感痛惡，日記中甚至以「蠻橫」、「惡毒」、「愚蠢」、「卑鄙」、「下流」等不堪的字眼形容美國的做法。
但當時美國與中共的建交談判即將完成，台灣與美國的邦交岌岌可危，陳菊案對蔣經國來說十分棘手，「處之以輕則將使國內反動份子益趨狂妄」，「處之以重則將引起美國之政治干涉。」輕重之間如何拿捏？難怪他會氣得在日記大罵老美以洩憤。
痛心愛將許信良背叛「我處境苦矣」【摘要2020.5.27.蘋果】許信良，曾是蔣經國積極培養的本省青年，1973年獲國民黨提名參選台灣省議員，並順利當選。1977年台灣5項地方公職選舉，國民黨提名調查局出身的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許信良違紀參選被開除黨籍。投票當天爆發中壢事件，後來投票所全部重新計票，許信良以22萬票對13萬票，高票當選桃園縣長。
1979年1月6日的《蔣經國日記》有以下記載：「中美斷交後，我對於如何與美方談判、中美間關係有關事宜，本已妥作安排，後來因為有暴徒混入學生遊行隊伍，毆打美國談判團後，使形勢從有利而反變不利，乃是一大不幸。而這些暴徒乃是反動派（許信良等）所雇用，而這些反動份子都是由美國特務所培養，我處境苦矣！」 日記講的是當時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團來台，發生群眾抗議事件，場面幾乎失控。
從日記顯示，蔣認為，群眾的抗議打壞了他的一盤棋，「使形勢從有利而反變不利」，但為什麼會怪罪到許信良頭上、還特別以括弧標記呢？
原來抗議群眾都是從桃園過去的，前副總統呂秀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克里斯多福正式來談判，被一群憤怒的群眾包圍，後來知道都是從桃園來的，這些人斷交前一天晚上都還在聽我的演講，沒想到斷交果然發生，他們都非常地憤怒。」
想來蔣經國是因為得知群眾都是從桃園去的，因此認定是許信良背後發動的，這也可以看出他對許信良從愛將變叛徒，內心的痛恨。
接著1月23日記又記：「反動頭目余登發父子，因為通匪由警備拘捕法辦，明知此案必將引起政治後果，果不出所料，一群反動份子企圖集眾抗議，妥做處理後暫告平息，問題則仍在。」
日記中雖沒再提到許信良的名字，但證諸事後許信良因參與高雄橋頭事件，聲援余登發父子，而於4月20日遭監察院彈劾，接著被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以休職2年處分，應當也與蔣經國的態度有關。
激憤康寧祥挑撥人民 批「小人之言」【摘要2020.5.27.蘋果】康寧祥是少數與蔣經國有過來往與交情的黨外人士之一。據康寧祥回憶錄記載，他當選立委後、1975年質詢時，首度將台灣抗日運動搬上國會殿堂。後來，蔣經國曾數度邀請他到行政院辦公室茶敘，表示康有關台灣抗日運動的質詢他聽都未聽過，聽得非常感動。
我在1975年4月6日的《蔣經國日記》上看到這段記載：「余在立法院提出總預算報告，康寧祥提出挑撥政府與人民、台籍與大陸籍同胞感情之質詢，用意惡毒，余以理直氣壯之態度答之，但由於激憤之情過盛，所以感到講話過於激動，有失一向保持的平和之道，事後頗為後悔，蓋小人之言，不必以如此之態度處之。」
就在前一天深夜蔣介石病逝於士林官邸，在此特殊時刻，蔣經國仍不忘記記下與康寧祥的答詢，顯示他對老康確實另眼相看。不過蔣雖然檢討自己答詢時過於激動，有失風度，事後感到後悔，卻又說康的質詢只是「小人之言」，犯不著為此生氣。可以看出至少在這個時期，蔣並沒有把康當作是諍友。
1977年的地方選舉黨外頗有斬獲，跟著成立「黨外助選團」，為隔年的中央民代選舉造勢，康寧祥幾次演講大為轟動，也引起國民黨注意，特別成立「安基專案」，動員國家機器對付黨外。
1978年4月10日蔣日記記載：「內憂者在於國內少數野心家和卑鄙的敗類如康、黃、張、林之類，被共匪所利用從事破壞搗亂和打擊，余決以沉著堅定而對之。政治是不講情面的，絕不可上當。」 康是指康寧祥、黃是黃信介、張是張俊宏、林是林義雄，顯示至少在那個時期，蔣經國不僅沒把康寧祥當作是朋友，恐怕還視之為三合一敵人。
【陳菊回應】蔣痛恨的非我個人 而是民主自由。《蔣經國日記》提及總統府前祕書長陳菊，陳菊在臉書回應說：「當時我只是黨外的小妹，蔣經國筆下又痛恨又恐懼的不是我個人，而是黨外所追求的民主自由。」
陳菊表示，威權統治者說她們是反動份子、跟外國勢力勾結，「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國際友人仗義執言，我們應該心存感謝才對。」
陳菊說，雷震曾引用宋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來鼓舞她們，「不管如何打壓，也擋不住沛然莫之能禦的自由民主潮流啊。」
【摘要2020.5.27.蘋果】翻查《蔣經國日記》可以發現，早在美麗島事件的前一年，台灣內外情勢都已十分緊繃。1978年12月10日的日記記載：「競選活動已經開始，反動派來勢洶洶，處此時境千萬不可衝動，必須作原則性之容忍。此並非向敵人示弱，而是有所待也，有所獲也。大陸匪區內鬥日益擴大，本應集中精力應付此一大變局，惜內部又多事，苦哉！」
又記：「共匪和美帝分別策動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政府之內外處境又如此之複雜微妙，輕不得又重不得。總之，為了台胞的幸福和國家的利益，還是需要作更大的忍受。」
12月11日記：「面臨大難。為黨國甚憂，寢食不安。反動派存心亡國害民，而又有外力相助，詭計多端；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反而加深了對我處理內部問題之不利，而美國又在拆我後台，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自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候。」從這幾則日記可以看出：
一、他以反動派看待黨外，並稱受到共匪和美帝的策動支持，反映當時三合一敵人論調，仍是一黨獨裁的思維。
二、如何處理黨外運動讓他陷入兩難，一方面情勢似已到了非採強壓手段不可，但外有美國施壓，輕不得也重不得。
三、中共因素發生微妙影響，日記提到「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反而加深了對我處理內部問題之不利。」
所謂「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應是指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召開11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一事。當時蔣經國已察覺兩岸競爭即將進入新的階段，這也讓他對於以強硬手段鎮壓黨外有所忌憚，擔憂失去海內外民心，以及美國的支持。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在忙於處理斷交後台美關係之時，仍關注黨外人士的動向。1月23日記載：「反動頭目余登發父子因為通匪由警備拘捕法辦，明知此案必將引起政治後果，果不出所料，一群反動份子企圖集眾抗議，妥做處理後暫告平息，問題則仍在。」
蔣日記中說「問題則仍在」，是因這次示威行動吸引了各地的黨外政治青年參與，匯成一股有組織力的洪流，已隱然有了政黨的雛形。蔣似乎也看出苗頭。5月1日又記：「對外交涉無多大困難，處理內政頗為不易。廿幾個小政客和流氓可以造成令人至感困擾的社會逆流和政治暗流，處理之手段必須平衡其輕重，如何得民心乃是治理之要道。」
橋頭事件後，參與聲援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被監察院彈劾，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休職2年，6月29日蔣日記也記載了：「處理許信良叛國案。」
【摘要2020.5.27.蘋果】台灣1977年11月舉行5項地方公職選舉，選舉過程發生「中壢事件」。筆者翻查《蔣經國日記》發現，從1977年11月到該年年底，日記上對此次選舉的記載雖多，但並無一字直接提到在「中壢」發生的事。
那次選舉國民黨在20個縣市中丟掉桃園縣、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縣4個席位，蔣在日記反覆檢討國民黨為何遭此挫敗，甚至引為從政以來的最大打擊，好幾個晚上不能成眠。且看他日記是如何記載的。
11月19日投票當天，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能不辦。」這可說是蔣經國本人對民主選舉最露骨的質疑，只因「不能不辦」，否則他對勞民傷財的選舉是寧可不辦的。
11月23日他主持中常會，「以最沉痛心情檢討選舉之挫敗」。兩天後在日記中做了徹底檢討，承認對此次選舉：「我過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輕視反動力量之發展，對於提名之候選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輕信『幹部』言，木已成舟，後悔莫及。余對選舉之失敗應負全責，惶愧交感。一月來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但是我決不示弱而退卻，否則正中敵人之計矣。余所痛苦者並不在敗於敵人，而是黨內同志（失意）竟以幸災樂禍之冷笑以論此一痛苦之失敗。」
儘管已做了深刻的檢討，蔣仍無法從選舉的挫敗中抽身出來，從12月開始一連幾天的日記都反映他的挫折與沮喪，到了夜不能眠的地步。由於無法忍受敗選的「奇恥大辱」，還萌生不如死去的念頭，12月3日的「上周反省錄」中記載：
「自反之後，心之深處忽生“生而受辱不如死而求心安”，惟今日之事無法一死了之，死要比活來得容易，此在一念之差耳。為了黨國、為了同志、親友、為了家庭、為了家人，豈可走此盡頭路？此亦為敵人求之而不可得者，我豈可如此為之？敵人緊追而來，身為蔣氏之子豈可一逃了之？余自信有經得起挑戰的勇氣。」
視美麗島事件為共匪惡毒「內應外合」【摘要2020.5.27.蘋果】1979年12月，黨外與政府的對抗完全沒有緩和跡象，12月7日記載：「國內的陰謀份子以美帝和共匪為背景，以各種惡毒的方法來打擊我，這是一場危險的鬥爭。過去以本黨作為打擊的對象，現在則轉向我個人和政府；過去是打下不打上，現在則是打上不打下了。國內反動份子之所作所為，都是共匪的那一套，共產黨的一套鬥爭方式，可以肯定他們的背後定有匪諜在有計畫的作控制，這是不得不注意的。」
這是他從9月預感即將有「大事發生」之後，對整個內外情勢最直接的研判，此刻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3天後的12月10日正是世界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進行遊行演講，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
期間有不明人士混入群眾中朝演講者投擲雞蛋進行挑釁。外圍的鎮暴部隊則將群眾團團圍住，並往裡面釋放催淚瓦斯，以及照射強力探照燈，逐步縮小包圍圈，終至引爆警民衝突。隔天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蔣日記中寫下：「昨夜高雄發生暴動。」
12月18日到22日，蔣日記針對高雄事件記載：「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情勢平靜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
又記：「今後國內之患重於來自國外，自本月份起，每週五將由我親自主持安全會談一次，如此或可督促安全工作之加強。敵我之間已至短兵相接之時，必須注重鎮暴之組織、技術以及工具等。對內不可用兵，只可用憲警。孔令晟此人不可再用。今後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也，政戰學校應另設一班。」
12月25日記：「由於共匪採取內應外合之惡毒政策，高雄暴動乃是強烈信號，從此一定多事。我決定國家之安全工作由我自己親自加以督導（組織、訓練、巷戰、工作），以力還力，才有力以擋之。」
解讀以上日記可以看出，蔣視黨外的抗議示威為中共背後操縱內應外合，屬於敵我之間的矛盾，不能再以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並稱敵我之間已到了短兵相接之時，從此一定多事，因此考慮在政戰學校設立專班，培訓鎮暴人員。
同時他很不滿當時的警政署長孔令晟在此事件上的表現，直言此人不可再用，決定親自督導國家安全工作，每周五親自主持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種種思維與反應，彷彿當年的情治頭子又回來了！
12月27日他主持軍事會談，檢討高雄事件發生之經過。12月30日記：「近月來內憂外患交迫，而且內政甚於外者，在政治方面，我總是想以理與德而感化之，根本不記仇懷恨以待人，但是結果無不失敗。人性為何如此不如人意也！」 這是蔣的感慨，也是一個獨裁者面臨民主挑戰下的徬徨迷惑。
由於蔣經國日記只寫到1979年底，關於美麗島事件的後續發展，包括逮捕施明德、軍法公開審判，乃至於民進黨組黨等，已無法從日記回溯了解他的想法。但從1978年到1979年日記上，仍足以窺知蔣經國面臨內外壓力時的種種反應。
簡單說，事發當時蔣經國的思維仍停留在敵我鬥爭層面，以反動的中共同路人而非民主運動者來看待黨外人士，這對於評價他在1980年代後期的諸多重要決策，仍提供重要參考。
PS：
1.
蔣經國的國際觀與知識水準，真的跟習近平差不多耶。完全沒有遵守世界人權宣言的素養，完全不知三權分立的重要性，自我感覺良好，完全不知道自己沒有知識水準，世界觀真的跟滿清慈禧太后一樣。
2.
蔣經國的知識程度，好像跟韓國瑜一樣，完全缺乏民主素養。
參考資料：郭雨新啟迪1 落土還未爛 枝葉代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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