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啟迪
二二八歷史可供記取的教訓，多端多面，本文僅論中國說謊文化。先從陳儀的「三不」說起。行政長官陳儀來台不久，就向台灣人民廣播強調「我們公務員不偷懶、不欺騙、不揩油」。這種小學生的道德條目，竟然成為中國官吏的政見，台人聽了大感訝異。其實台灣人不知道，強調不欺騙的中國官場，正充斥著欺騙文化。
曾經來台參觀的中國作家蕭乾，在事件前一個多月，早就指出台灣人與中國官場之間的隔閡。蕭乾說：「『台灣人』這死板板的脾氣，和高調政治是一定配合不來的。二十年來，在內地一向是開空頭支票的日子，但台人是慣於要內容的。」（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和高調政治配合不來的台灣人，果然在二二八事件中吃盡中國官場謊言文化的虧。試舉實例說明─
陳儀對於他所應允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表面上虛與委蛇，實則早有暗算。他在三月六日致函該會說「今後各方意見希均先交處理委員會討論，擬足綜合意見後，由該會選定代表數人，開列名單向本署建議，以便採擇實施」一副開明形象。然而隔天處委會向陳儀提交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時，陳儀未看內容就勃然翻臉，旋宣稱該會為叛亂組織。原來他知道國府軍隊已快到基隆外海，所以翻臉不認帳！
事件中顯現的中國說謊文化，從陳儀對蔣渭川的欺騙更具典型。事件爆發後，陳儀數度召見民間領袖蔣渭川（蔣渭水胞弟），希望蔣能出面安撫民眾。蔣渭川則藉機再三要陳儀保證不向中央請兵，以免事態惡化。陳儀一再允諾不會請兵。試看蔣陳一段對話─
蔣：「總有許多人說我會被你欺騙…，若是長官果然尚有報復騙殺的觀念，我希望你只騙我一人就好，不可騙殺全省的民眾。我很怕果然國軍一旦開到，而長官下令屠殺，會演變到不可收拾的慘案。…請長官千萬不可施毒計騙屠民眾。」
陳儀答：「蔣先生你也未免太顧慮，絕對沒有這樣事，現在本省兵力也不少，而警察憲兵也可足用，若我有這樣惡意，馬上也可開始屠殺，何必等待中央的國軍開來，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請你安心。」
然而，根據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事變十日記〉透露，陳儀早在三月二日即電請蔣介石派遣整編廿一師一個加強團來台。而陳儀在向蔣渭川保證不向中央請兵的翌日（三月六日），又再度呈報蔣介石，要求派兩師軍隊來台「消滅叛亂」。
同樣的說謊功夫，見諸當時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更是到家。三月八日中午張慕陶來到中山堂，對二二八處理委員信誓旦旦表明「本人決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對台灣用兵」。就在他「以生命擔保」的三小時之後，中國軍隊從基隆登陸，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於焉展開。
六十二年過去了，但是說一套做一套的說謊文化依然存在。「馬上」之前，說好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馬上」之後，連和中共簽署協定、ＣＥＣＡ，都不讓台灣人民詳知內容，更遑論訴諸公投；口口聲聲愛台灣，卻一意孤行降低國格，流失主權，要將台灣投入中國黑洞之中。而當今的中國，又正充斥著「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的欺騙文化。
PS：
1.
中國人當中，也有極少數非常守信用的人，例如胡適、古代的明朝也有王陽明、更古老的周朝有孔子、曾子，都是非常守信用的人。
2.
一個人只要能夠守信用，通常都可以名垂千古，但是絕大部分的政客都只想模仿他們的外表，所以都很會開支票，講漂亮話、和譪可親的樣子，但是實際上內心非常地卑鄙。例如屠殺西藏人的胡錦濤，與喜歡謀殺人的蔣經國。
3.
全世界最要求人要守信用的宗教，是伊斯蘭教，近代最嚴格要求守信用的學派是閩學派的理學家陳永華，而台灣都有接受他們的文化，因此台灣人普遍上比較能夠做到守信用，當然也有不少敗類，例如吳伯雄。
4.
詐騙的文化，是一種低等動物的天性；守信用，是後天的嚴格教育而養成的。那一個族群比較好學，自然而然比較能夠守信用。沒有養成一天讀書二個小時以上的人，多半無法守信用。
5.
不熱愛學習藝術技藝或運動技藝的人，絕大多數也無法守信用，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自我要求超越自己的體能界線，沒有辦法專心一致地學習，做什麼事情都半途而廢，因此說過的話，都無法堅持到底。
6.
不守信用，多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刻意去詐騙別人，都是天生的壞胚子。他們是惡意去侵害別人的人權，來獲得自己的私利。
7.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已經公布，美國的政客與軍事將領，幾乎沒有一個人做得到，因此是屬於野蠻人，跟蔣中正差不多的物種，台灣的命運之所以悲慘，就是因為這世界的軍事將領，多是野蠻人。
8.
麥克阿瑟，是基督徒，但是美國的牧師們，沒有一個人有能力教育他去遵守《世界人權宣言》，主因是牧師也是一種權貴，他們有了權力也變得貪腐，自然而然就喜歡背叛耶穌，最後導致所有的美國軍事將領不得善終，虛偽地度過餘生。
9.
台灣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能夠遵守《世界人權宣言》才有起碼的文明水準。首先，所有的司法官都要每天寫日記，檢討自己有沒有做到《世界人權宣言》；所有的教授寫論文，目的也是要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價值；各級學校一定要傳播、教育《世界人權宣言》。這樣子，台灣就會逐漸地尊重人權，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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