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 Neville Marriner /
Brahms Symphony No. 4
我來台的時候，正值「太陽花學生運動」結束之時，政治面上，我歷經兩岸元首在新加坡的會談、兩次總統大選與民進黨政權的輪替；社會面上，我則報導過台南與花蓮的地震、復興航空墜機事件等讓人感慨萬千的記憶。
在台灣以外、我也採訪了香港的雨傘運動及反送中示威抗議，亦去過澳洲當地採訪兩次大選。包含在日本擔任政治部記者的時間在內，我想要記述一下自己在台灣的報導現場所感受到實際的問題。我的觀感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不愉快，但是，對身為一位跨越國境、同屬新聞報導界的我，同時也是將台灣當作第二故鄉的我來說，我希望能說出心中苦處，為我鍾愛的台灣進一忠言。
我深信新聞報導的自由是民主主義的基石。台灣民眾雖然常批評「台灣的媒體太過自由了」，但台灣新聞報導的自由度，確實可以跟世界誇耀，這是在二次大戰後歷經長久的一黨獨裁體制下，許多前人先進一起努力得到的成果。如果真要說有問題的話，我認為並不是「太過於自由」，而可能是一部分的媒體在「自由採訪」一詞的使用上犯了錯誤。
台灣不論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對於海外媒體（中國大陸、香港除外）都是謹慎及親切的。身為特派員，因為工作特性上，我經常出入的地方是總統府、外交部、國防部與陸委會等，立法院的院會預算審議也都能自由採訪。
台灣當局發送情報的LINE群組等管道，也能讓海外媒體跟台灣媒體一樣加入群組討論。LINE群組的好處是可以即時分享情報，當下可以簡單地跟各部會進行詢問。當然也是會有「已讀不回」的狀況，但大多數的場合下，各部會都會回答全體乃至於個人的問題。台灣處於邦交國少的嚴峻國際環境，可以想像他們也希望連結國外媒體，重視消息發送的即時性。
日本則是有「記者俱樂部」制度，中央省廳層級的消息，只有全國性的五大報紙與一部分的地方大報、兩間通訊社，電視則只有NHK與總公司在東京的民間電視台可以獲得。首相官邸的記者俱樂部及外務省的「霞俱樂部」等記者會，雖然容許國外媒體以觀察員的資格參加，但要獲得參加資格還需要俱樂部加盟社的推薦，條件很嚴苛。
新聞情報發送上，外務省雖然有電子郵件，但首相官邸通常是在地下的記者俱樂部告示板上貼上一張紙公告。對沒有常駐在該地的國外媒體來說，要得到情報變得相對困難，平時也無法自由地進出議事堂採訪。台灣自由且開放地採訪現場，跟日本是有著天壤之別。即便如此，台灣的採訪現場還是有很多我認為很可惜的地方。
首先，現場的記者及電視台攝影的數量相當多。採訪現場常根據場所的大小、採訪對象的移動等，出現不少次讓我感到危險的擠壓狀況。
雖然現在是網路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但是對人口2,300萬的台灣來說，我覺得新聞機構實在是太多了。日本也有「媒體爭奪戰」這樣的說詞，對同一個對象卻有過多新聞機構強壓，「硬要採訪什麼」的現象應該被視為問題。
政治家畢竟是公務員，難以避免成為「媒體爭奪戰」的對象，不過日本的政治現場會有「代表者採訪」，讓文字、影像媒體輪流擔任「代表新聞」採訪後，再共用給其他新聞公司。這跟當局所提供的新聞素材不同，是媒體們採訪、整理後的觀點，也較不會讓採訪對象產生反感。這對台灣來說，也許是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台灣記者會上的提問，常常有很多問題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政治採訪上，常常出現「某人說了什麼，您覺得如何」等問題。當然日本有時也會有類似的質問，但是當記者只有得到單單一個回應的時候，基本上是很少能成為新聞的。
此外，很多台灣記者大概是被上司下令而不得不從，常常邊問問題邊看著手機，但這反而導致問問題的記者沒有在聽受訪者回應。
公務人員本來就相當忙碌，所以本來就是替市民服務的時間之餘，抽空出來受訪。在民主主義社會下，他們當然也有義務責任，透過報導機關來確保訊息的透明與說明其責任，正因如此，質問的記者態度一定要很認真，如果一定要從那個人的口中聽到什麼消息的話，還是要用自己的頭腦想一想、用高效率來引出對方的回答，這不正是記者要做的工作嗎？
或許優秀的記者會為了不要在其他公司或同僚前太過鋒芒畢露，因此在記者會上不太敢問問題，我也認識一些這樣的記者，而日本也有資深記者會抱怨「記者會上問問題的那記者根本是笨蛋」。但是，我基本上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記者會就是要把採訪對象的素質給攤開來展現的地方，如果連記者在當場也問不出個像樣的問題，私底下也沒辦法問出什麼尖銳的提問了吧？
另外，常常「轉載」其他新聞公司的新聞，也是台灣新聞的特徵。只要有個公司打出「獨家」後，其他的新聞公司就會自己不先確認事實，然後直接引用「根據某某媒體」自己再發新聞。
日本的話、就算是採訪力受限的海外媒體，也絕對不會直接轉載自己國家的友台新聞。因為自己公司報導內容不正確，也是會發生包含訴訟在內等責任。日本是連一點點的數字錯誤都不能允許的，新聞報導機關要傳達的情報，就是要基於事實、依據正確的情報作為前提，但台灣就連對「誤報」等修訂道歉的報導都相當少見。「假新聞」在全世界已經成為問題了，我敢說台灣也對假新聞擴散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我自己來看，會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還是台灣媒體數量增加太多，陷入過熱競爭的結果。台灣新聞台頻道24小時不間斷地一直播送，他們為了小數點以下兩位的收視率在競爭。網路媒體也不斷加入市場——當然網路媒體中也是有相當優秀的記者——不過也有人在記者會上不抄筆記，一直拿著手機直播而已。
隨著媒體的數量增加，廣告收入當然也分散，記者的薪水自然就愈來愈少。因此，想要聘用經驗豐富的記者，想必也是愈來愈難了吧。我的印象中，台灣的電視台記者幾乎都只有年輕世代，年輕記者經驗不夠，記者的數量也不多，所以每次都沒有辦法採訪到深度現場。
結果，就造成媒體除了特定政治立場外，報導都寫得大同小異。隨著新型態媒體的加入，本來可以期待報導內容更多樣化，結果只是造成每個記者質量與採訪環境愈來愈不好，所以結果來看，台灣媒體報導的質量依然持續呈現低下的狀態。
我認為現在台灣媒體應該追求的，不是再把報導機關不斷細分，應該要壯士斷腕，進行重整跟統一。隨著網路世界普及，不只是台灣媒體的型態在持續改變，日本也是有報紙、電視台等既有媒體的訂閱、收視率下滑現象，台灣與日本都面臨著愈來愈險峻的經營環境。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日本的既有媒體，在報導的質與量上不會失去其優越性。而台灣相當優秀的網路媒體記者，應該也都是從既有平面、電子媒體出身的記者。
台灣當然有其傳統的藍綠對立，這版圖也延伸到了報導機構。事實上日本近幾年也面臨政治對立激化，新聞報導機構的政治姿態產生兩極化的現象。我想將這樣的形態稱作「日本社會的台灣化」。政治與其有關媒體報導上的現象，台灣在這部分其實比日本還早發生了，所以，我期盼在新聞業界的改革上，台灣一定要比日本更早跨步向前行。（原文授權轉載自「卓越新聞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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