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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3-02-21.二. 聯合報】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稍早指出，南部哈泰省（Hatay）今天發生規模6.4地震，土耳其內政部長索魯表示，目前已有3人罹難、200多人送醫。而在土耳其鄰國敘利亞，救援組織「白盔」（White
Helmets）聲稱，有超過130人受傷，部分先前受損的建築物已經倒塌。
這起規模6.4地震發生於當地晚間8時4分，震央位於哈泰省德芙涅鎮（Defne）。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的資料則顯示，地震規模為6.3，震源深度僅16公里。法新社團隊在黎巴嫩也能感受到搖晃。
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AFAD）還在推特（Twitter）發文說，這起地震發生3分鐘後，又有一起規模5.8地震，震央位於哈泰省的薩曼達區（Samandag）。
土耳其南部與敘利亞接壤的地區2月6日起發生一連串地震，其中包括規模7.8和7.5的強震，迄今造成兩國約有4萬6000人喪命，其中土耳其有4萬1000多人罹難。
土耳其震災捐款爭議：身為救助者，我們如何做出最好的選擇？【摘要2023-02-21.二. 聯合報
葉靜倫】土耳其東南部2月6日發生規模7.8強震，各界捐款。（據衛福部表示，截至2月14日下午5點，總計接獲捐款近十四萬筆，累計達6.8億台幣）台灣搜救隊預計在15日返台，衛福部捐款預計在3月6日關閉，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也在上週五發起物資勸募後，隔日便因捐物遠遠超過需求而緊急宣告停止。
除了官方衛福部的賑災專戶，震災中亦有民間發起的募資。其中，對外大量募款的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在挖貝平臺上，日後「每月」定額捐助（含平臺費）已超過830萬，卻於近日爆發爭議，並且在對造聲音浮現後，事態越加複雜。
許多人對民間勸募和非政府組織（NGO）再次失望，政府賑災專戶再次成為民眾捐贈時的選擇。然而時至今日，我們或許早該接受，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反而難以求證、信任無處寄託、愛心卻更容易爆棚，這些都是「現代災難中的一環」。
1999年921強震爆發，在那個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全台愛心捐物尚且在震後第三天就塞爆臨時安置中心（例如台中體育場），周邊道路被捐物卡車堵塞；十年後的莫拉克風災，在媒體與網路催化下，體育場不到一天就爆了，還得另開倉庫。2014年的高雄氣爆、2016年的美濃／台南地震，以及之後的大小災難，都在重複同樣的景象。
猶記台南地震時，我在震後第二天早上抵達現場，只見作為臨時後勤補給的廟埕中央，衣服物資已經堆成山高，根本沒人有力氣整理。繞著那座山走一圈，還會看到很多莫名的捐物（例如高跟鞋）。
2015年，尼泊爾同樣7.8強震，八千多人死亡，首都加德滿都谷地近九成房屋損毀，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國際救援和各方捐物迅速抵達。其中，台灣送過去的物資幾乎都出於台灣人對「自身陷入災難時」的想像，例如需要水才能食用／使用的泡麵、奶粉、肥皂、牙刷等（水在台灣或許容易取得，在他國的災區卻未必），現場最迫切需要的擋水布、帳篷、照明燈等卻幾乎沒有。尼泊爾當地甚至還是先開了清單過來的，送過去的東西卻依然錯置，大量食物在現場任憑腐敗。
每次說到這種現象（已經說到爛了），總有人說：「因為台灣人很有愛心」。逆風說一下：也許我們就是需要節制一下愛心。此次土耳其強震在募捐時就限定清楚的品項和狀態（例如「新」「衣」），並且適時終止勸募，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節制。
此外，我們或許也該學著區分一下愛心和無力感——大量的捐物究竟是因為在乎脆弱處境人群的需求，還是為了紓解自己一再看到災難畫面的無力感？
愛心是一種利他的好意，無力感是一種必須面對的情緒和課題（否則我們如何正視他人和生命中的苦痛？），無論出於哪種動機都無關對錯，因為助人的選擇本來就和個人生命經驗高度相關。然而行動（或不行動）前，思考並尊重一下對方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相助倫理。
（當然另一個提問是，什麼原因讓無力感一再被加深？只能說我們真的很需要新聞，但我們或許並不需要二十四小時反覆放送、亟欲填滿各種感官的新聞）沒有節制的愛心一旦碰到跨文化、跨國際、超出想像的現場時，尤其容易誤事。
2010年海地7.0強震，大量便宜甚至免費的國際援助物資源源不絕，造成當地七成的小型與微型商家倒閉，嚴重衝擊當地經濟，已經是國際發展領域經常提及的典型案例。2021年海地再遭7.2強震重創，在地組織AGERCA便積極倡議國際救援盡量從當地的企業購買支援物資，以避免當年的倒閉潮重演。
事實上，這種支持當地商家與社區組織（CBO）的概念，並不限於災難。即使是在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中，一個可信任的在地團體或長期深耕社區的區域型組織，都遠遠勝過許多名氣響亮卻無頭蒼蠅般的國際援助單位，並且更需要金援。關鍵在於，我們總是分不清楚誰值得信任，資訊的破碎和失真更加深了無處安放的無力感。
另一方面，救災和重建，本來就是很政治的事。這指的並不只是第一時間各級政府或國際間的角力，也包括今時今日的資訊傳播速度所催生的、不可避免的現場動力。
2011年日本311強震，全日本有四成左右的NGOs在三天內行動，六成左右在十天內進駐，超過五百個專案計畫和支援在各個不同領域發生，包括物資、食物、醫療、心理和衛教。
2008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光高雄就有80個宗教團體、163個基金會／協會、32個志工團與180間企業參與救災，安置收容中心的管理單位除了聯勸，還包括伊甸、長老教會，勵馨、世展等中大型組織。
每個單位都有各自的救援／服務能量和對象類型（兒童、老人、身心障礙、家庭等），又在不同的區域和時間點進入，能停留的時間長短也不同。所以早期的災難現場經常出現同一個災民被不同的單位一問再問，反覆陳述受災經歷，或收到大量吃不完的白米，或A團體要辦衛教時發現召集不到人，因為災民要「留在帳篷裡等B團體來發錢」。
2019年製作921震災專題時，甚至有受訪社工說，當年曾見小孩在安置中心的日常活動中，前一秒還唱唱跳跳，下一秒發錢的慈善團體出現了，突然坐在地上哭。問他為什麼，他說是「大人教的，這樣才能拿到紅包」。
大型的災難、巨額的資源、人性的錯誤誘發、對災難／災民的刻板想像，以及現場的無政府狀態（921時，南投縣政府自己都是受災方，多處政府大樓倒塌、行政效能嚴重不足），放到國際救援上，從聯合國到跨國、跨文化的救難體系參與，以及政治外交和媒體版面的爭奪，變數和複雜度以倍數加乘。
同樣反直覺的，還有災難後實際的資源需求階段。1995年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後（死亡人數超過921近三倍）記取慘痛經驗，定位出災難當下的「緊急救援」、災後3-6個月的「災民安置」，和3-5年的「生活重建」等不同階段。其中最需要資源的並不是最初期的緊急救援，而是長期的安置與重建，資金占比相當於10：20：70。
311之後，這個概念更形重要。即使對日本這種平日已有能力出隊救災、極少需要國際支援的國家來說，311都是少見的複合式災難，包括地震、海嘯、核災等陸續襲擊，其中有無數困境都是隨著時間過去才逐漸浮現的，其傷害生命與危害地區發展的程度，並不亞於災難當下。遺憾的是，隨著時間過去，媒體和外界關注也在迅速遞減。
無論是可信任的捐助組織，或是適當的善款使用方式，我們越來越需要的都是「時間」與耐心。尤其資訊越多，越讓人渴求答案。相信很多看這篇的人也正在「掃描中」，想要快速找到「世界公民中心可以捐嗎？」、「衛福部專戶可以捐嗎？」、「錢被外交部轉交後會如何被使用？」這些「立場」。
信任本就需要時間和見證，每個人需要的信任指標還很不同。一個官方許可（在法治不彰的國家很可能不具保證）、幾個當事人現聲（各自的詮釋難以論斷是非）、幾篇新聞和歷史報導（易受媒體立場影響），甚至只是幾個未求證的畫面（操作空間極大），都可能左右捐款流向。
重點是，不管是捐款還是捐物，關鍵都在轉手單位和物流通路。然而在國際人道救援和全球發展的體系中，金流和物流極可能層層外包，使用方式和目的更涉及各種官方與政治考量（這也是由國家發動的賑災專戶常衍生的爭議），並且受當地宗教、文化、法律甚至氣候影響甚鉅。
箇中細節到底能追到什麼程度、該揭露哪些資訊，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想像（或想知道），也不是一般媒體容易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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