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灼傷的靈魂

Mozart - Piano Sonata No. 15 in F, K. 533 / K. 494 [complete]

【摘要2015.9. 6.自由◎王美琇】語言是靈魂，文字是思想。語言、文字的劇烈變革，反映著我們內心的失序，不知道自己是誰。結果是政治意識與文化認同的混亂，彷彿心靈結構不斷遭受外力的移植而呈現突變的形狀。我們的心靈，也因為遭受移植而變得破碎不堪。 ──亞塞拜然學者拉赫曼

政治卻是非人性和殘酷的。它不但經常扭曲人性，也會在預期之外，徹徹底底改變你的生命樣貌。李登輝前總統的戰爭記憶，是日治時期台灣人民共同的生命經驗。李登輝的記憶是真實的，但不是唯一，需要有更多的拼圖來還原當時的情境。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接收台灣，展開從語言到文化徹底中國化的殖民統治，當時已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民，頓時成為「失聲的一代」。辜寬敏說：「我們在日治時代是社會的知識精英，可是到了國民黨時代卻成了不識字的文盲。看不懂、聽不懂中文，一切都要像嬰兒般從頭開始學習。我們好像突然被斷手斷腳、眼盲耳聾般，無法表達內在的思想和情感，那是很痛苦的感覺。到現在我使用中文，只能表達真正想法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我經常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我們真是失落的一代啊！」

被政治灼傷與剝奪掉的，不僅是做為一個人或知識份子的語言能力、存在尊嚴與價值，更多的是數不清被扭曲、被改寫的人生。張錫模曾訪談高加索地區的亞塞拜然學者拉赫曼，談起亞塞拜然人歷經蘇聯統治時也曾被強行改造文字，從阿拉伯文改為拉丁文，後來史達林時代又改為俄文。1991年蘇聯解體、亞塞拜然獨立，九三年廢除俄文、導入拉丁文。多次政治更迭與文字改革，讓亞塞拜然人的新舊世代不斷成為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

拉赫曼教授說：「我從小接受俄文教育。童年時父親常跟我講亞塞拜然的歷史與文學，他使用的故事書是由阿拉伯文書寫。我卻對阿拉伯文書籍充滿敵意，因為我根本看不懂這些文字。家父總以阿拉伯文史書來證明自己的史觀，我使用的是俄文書。我們父子兩人，彼此看不懂對方手中的『本國史』。」

更令人難堪的是：「我九歲的孫子現在受的是拉丁文教育，他對我滿屋子的俄文藏書毫無興趣。他和我的關係，將會像我和我父親的關係那樣，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心靈國度。」，「我們的心靈，因為遭受移植而變得破碎不堪。」被政治灼傷的靈魂，在暗夜中神傷啜泣。

白色恐怖統治的四十年間，台灣島內的反抗者被抓被關，其本人和家屬的生命歷史從此被扭曲、改寫，日後出土的口述歷史，讀來令人痛徹心扉。除了台灣，在海外的反抗者，則成為黑名單不得歸鄉，從此被拔離土地、漂泊異鄉；有些人不願成為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子民，被迫選擇在異國落地生根。這樣的心靈傷痕又有誰曾經聆聽和撫慰呢？

郝柏村的戰爭記憶是真實的，但也不是唯一，他是統治階層擁有更多的特權，生活不致顛沛流離。相較於被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一般逃難軍民，因國共對峙而被嚴禁和家鄉親人通信長達四十年。跟著國民黨來台後，就像斷了線的風箏，與故土家人就此永別。許多人再相見時，已經是白髮蒼顏、人事皆非了。

外省台灣人協會出版的書「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同樣令人鼻酸。黃志傑替父親寫給祖父的信中說：「阿爹啊，我不是不想回去！您一把一把推，推我來了台灣，我不是不想回去，我是生了根啊！幾百萬人就這樣生了根。老家、台灣；這裡、那裡，種子飄來飄去，遇到了合適的泥土，就能生根、發芽、茁壯。…阿爹，您就容許我在生了根的這塊土地上，一坏土永遠地住下來吧！」

庶民的情感和生命經驗是最真實的歷史，絕非統治者為了遂行政治私利而扭曲竄改的歷史。台灣歷經多次的殖民統治，我們的先祖先輩們都承載著許多生命的傷痕與記憶，無論是抵抗荷、清、日、國民黨或共產黨，靈魂深處都曾留下斑斑傷痕，但同時也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生動的生活印記。這些種種，都是我們台灣共有的歷史記憶。

先來後到的人民所經歷的生命史，所薈萃而成的生命詩篇，就是我一再強調「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容或我們之間曾有著不同的過去，但為了子子孫孫能夠在這片土地上更幸福地活下去，我們必須去創造和經營共同的未來。多一些庶民歷史的寬容與理解，少一點統治者的政治算計和野心，才能擁有更大的餘裕，去創造、去書寫屬於斯土斯民的文化情感與精彩故事。

抗戰後 被槍決 被整肅【摘要2015.9. 6.自由◎ 于則章】無論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對於那些真正在戰場上與日軍作戰過的戰士，事實上是非常殘酷無情的。以李友邦這一位近年來經常被中國國民黨拿來做為台灣人參加對日抗戰的樣板而言，雖然在戰後，他以「台灣義勇軍中將司令」的頭銜光榮回台，卻在白色恐怖時期，以涉及蔡孝乾匪諜案的罪名，遭到中國國民黨處死。

但這一段歷史在今年引發爭議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案的「104新課綱中」，卻只將李友邦的「抗日」事蹟寫入課綱，而未提及他被中國國民黨「槍決」的事。

而一些曾經參與抗日、戰後留在中國的老兵也同樣下場悽慘，像是高齡97歲的孫蔭柏在對日抗戰時在雲南西南聯合大學念書，被徵召入空軍，擔任中國國民黨政府與飛虎隊美軍的翻譯。戰後他到重慶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空軍總部工作，1949年中國國民黨敗逃到台灣時，他決定留在四川轉任教職，與其他留在中國的中國國民黨老兵一直無人聞問，成為被遺忘的一群。

但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背景卻使他成了「黑五類」，幾乎被自己的學生打死。另一位高齡91歲中國國民黨老兵張翠萍，她在對日抗戰一場關鍵的「洛陽保衛戰」中曾經負傷，抗戰勝利時還見證過北京的受降儀式。但到了文革時期這段背景又差點要了她的命，丈夫熬不過先走一步，讓她後半輩子都不敢再提抗戰的事。

連戰家族自連橫開始，在日治時代就與日本總督關係良好，連橫更為了幫日本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辯護而寫過「鴉片有益論」，遭到台灣人唾棄，在台灣無法繼續立足，才不得不把兒子連震東送到中國去投靠中國國民黨，讓連震東成功地謀得了一官半職，使得連家得以在戰後因為「押對寶」，而肆無忌憚的以權謀私巧取豪奪，寫下了令人瞠目結舌「兩代公務員，億萬雪花銀」的致富傳奇。

連戰在過去十年間成為最受中國共產黨歡迎的座上賓，李友邦、孫蔭柏以及張翠萍等真正參與過對日抗戰老兵們若是知道的話，恐怕要感嘆：原來無論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來說，抗日都不算什麼，只有不斷出賣自己國家與國民的叛徒，才能獲得這兩個系出同源的中國黨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