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後全國最惡劣的官員：檢座

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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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7.15.自由 黃越宏（法治時報社社長）】戒嚴時期，台灣是警察國家，人民基本權受嚴重迫害，警察辦案刑求逼供像是家常便飯，為破案績效而栽贓刑求無辜致死者，如王迎先命案，更是解嚴後才終告歇手。

然而，戒嚴時期與警察「聯手」擔任國家統治工具的重要打手─檢察官，卻完全沒有因為解嚴而卸下「戒嚴」的獨裁心態，反而披上「司法獨立」的假面具，扮演著更為可怕的「司法幽靈」，繼續無惡不作。即使因此而出現了「全球首見」的「犯罪被起訴，竟賴著不下台的總長黃世銘」，全國檢察官的惡行惡狀，仍未因為前總長的醜行暴露而稍有所收歛或改變。

一位南部法院的院長忍不住說：目前全國最官僚的官員，就是檢察官了。他無奈地說，台灣現在的民主風氣，就是行政院長也不敢動不動罵人，就是法官公開審判，也不太敢對當事人不禮貌了；就只剩檢察官，仗著偵查不公開，關著門一天到晚在罵人。

法界人士指出，檢察官能夠如此「為惡多端」，最主要的問題出在，我們的司法體制將他們演化成為「司法幽靈」，讓人民及社會大眾完全看不到他們的惡行惡狀，只能「隱約」知道他們是在為惡，但，因資訊完全封閉，加上動輒假藉偵查不公開，使得社會大眾完全無法檢視其失德敗行或是違法濫權。可以歸納出檢方腐敗的下列特色：

一、仍停留在秘密辦案的時代：法官審判結果，不管有罪無罪，所有的判決和裁定，通通都要上網站公告；可是，檢察官的辦案結果，永遠偷偷摸摸，只有「起訴」兩個字或「不起訴」三個字，悄悄「貼在」從來沒有人去看的「公告欄」，全文內容既不上網，也不公開。

也就是說，檢察官偵辦的內容，永遠都是看不到的秘密，也正因為這種秘密辦案的特色，士林地檢署才能「吃案」，硬是將法官已經判決有罪的蔡正元，厚顏無恥的偷偷摸摸以不起訴結案。這種秘密辦案手法，就被起訴的被告而言，多少還有機會收到起訴書與聲請閱卷，但，如是不起訴的案子，其內容則永遠沒人知道真相。

根據高院民一庭庭長王聖惠的辦案經驗了解，不只有一般百姓看不到檢察結果，就是他們民庭法官想要了解和民事紛爭有關的「偵查」結果，他們司法院的內部網站，也被設計成「只有刑庭法官」才看得到，「民庭法官」無法取得，這種秘密辦案手法造成，民事案件的審理法官，如果想要了解檢方偵查的結果作為審判的審酌，都還要靠「訴訟當事人」自己提供。

檢察官辦案，是以國家公權力之名，以打擊犯罪為目標，豈有如此偷偷摸摸搞曖昧之理？除非，裡頭充滿見不人的事。這種「辦案結果」永不公開的「秘密辦案」手法，有學者認為，簡直是「警察國家」的最佳寫照。

二、幽靈辦案，兩手策略，嚐盡司法甜頭：檢察官辦案想「吃案」，就利用幽靈特色，凡事通通不公開、不透明，並很大聲的標榜與強調一切都是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但是，每當想要「出風頭」，想要製造政治效應或塑造個人英雄色彩時，就「故意發動」數百人次，大動作展開「同步搜索」，存心營造「媒體想不知道都不可能」的「報導效應」。想「吃案」就是「偵查不公開」；想「出風頭」就大動作上百人同步出發的「兩手策略」，讓大牌檢察官吃盡辦案的甜頭。

而負責媒體監督的司法記者，為了想要獨家，根本不敢撰文批判，甚至，遇到檢座出事，還要為其掩飾或通風報信。不只如此，檢方還會正式發公文，將他們出風頭的效應，栽贓給律師；律師鄧翊鴻很不服，忍不住在臉書上撰文痛批：

以筆者曾經辦理過之案件經驗為例，偵查中案件的當事人往往不願意讓案情曝光。因為，在被告主張無罪或者不知道所犯何罪的情形下，當然希望越少人知道越好，以免對自己和家人造成困擾。可是，筆者卻在報紙或電子媒體上，多次看到承辦案件前一日之庭訊或偵訊的內容，而且正確率常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

試問，在偵查庭（或調查局）中，除了被告與辯護人外，不就只剩下檢察官（或事務官）、調查員、書記官與法警等人。如果，前一天的偵訊內容能如此詳細的被刊登在媒體上，在不是被告或辯護人洩漏的前提下，真正的洩密者，不就是上開這些執行公務的公務員其中之一嗎？

相關單位不僅不思反省，最高法院檢察署竟還發函給「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要求全國律師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彷彿律師每天吃飽沒事幹，都在洩漏業務上之案情資訊給媒體或他人似的，令人莞爾與不敢恭維！

三、每次出動，像黑道耍威風：聯電公司遭到檢方查辦時，董事長曹興誠氣得花大筆錢，買下各大報的頭版版面，痛斥「檢察官辦案，就像黑道在砸店」；上個月，秀傳醫院遭到彰化檢察官搜索，現場證人同樣忍不住回嘴辦案人員：你們說話口氣怎麼那麼像是黑道人物？其實，不只出動時才耍威風，最有名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曾經在花蓮地區威風八面的檢察官楊大智。

他的辦案錄影帶被公布時，看到的人士個個瞠目結舌，不知道原來檢察官辦案是這麼的威風，三字經、恐嚇、拍桌、樣樣出籠，簡直就是黑道的化身。從這種案例可以看出，檢察官辦大案，往往不是靠著真正的實力，而是靠是「非法手段」和「無知媒體記者」亂捧製造出來的。

四、上法庭論告，扮演幽靈：司法改革多年，法庭上的布置一直在改，其中，法庭上的每個工作人員，都改成擁有一個「名牌」，也就是透過該「名牌」，不論是法官的名字、書記官的名字，就連通譯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寫在「名牌」上，偏偏就是檢察官的名牌上面，只有「檢察官」三個字，難道，全國檢察官都是同一個名字，都姓檢，取名叫「察官」？

一個人坦蕩蕩的做事，就是敢大聲說出自己的姓名，檢察官如果真的用心在打擊犯罪，又怎會對自己在法庭上沒有名沒有姓，一點都不在乎呢？全國的檢察官協會，怎麼只有在抗議最高法院竟然決議檢察官要負起完全舉證責任時，團結一心，非法靜坐抗議，對於自己像個幽靈，沒有名、沒有姓，卻一點不見動作？

五、幽靈盤據終局，司法黑暗不見天日：檢察官私下偷偷吃案不公開，但這份「偷吃案」的不起訴書，卻是一份「行情很高」的司法文書。依照現行體制，檢方吃案不起訴書的效力，「等同」最高法院三審無罪定讞的判決書。易言之，如果遭檢察官起訴，纏訟多年之後才得到「無罪判決」定讞，如能一開始就弄到一份不起訴書，兩者效力完全一樣。

這也就是為什麼「蔡正元業務侵占」中影公司310萬元，一審判有罪一年後，法界傳出「擺平行情」是「開價500萬，成交300萬」的高行情原因。

台灣檢察官辦案時，這種無法無天的濫權空間，美國、日本他們的解決之道，是交由人民來決定。美國是以人民組成的「大陪審團」來決定重大案件的起訴與否；日本則是交由人民組成的「檢察審議委員會」來裁定。日本今年最有名的案件就是東電公司的核災事件，檢方一直以天災為由，不予起訴東電高層，但人民組成的「檢察審議委員會」則是命令檢察官起訴。

台灣檢察官的權力，毫無節制的不斷膨脹，甚至，遇到政治案件更是自動充當打手，顛倒是非，即使，全國都已經親眼目睹去年九月政爭，「總長勾結總統犯罪（黃世銘與馬英九共犯洩密罪）」，但是，我們的司法體制卻是毫無改善，也未針對這種檢察權力的無法無天做出任何節制。

代表國家公權力的檢察官，因為解嚴之後未能針對他們的權力和管制，進行「轉型正義」的改革，以致檢察權力一天比一天腐化，一天比一天腐敗，加上「書類從不公開 ─ 幽靈辦案模式」、「炒新聞ｖｓ不公開 ─ 兩手交叉玩弄」、「辦案心態像黑道 ─ 專門恐嚇小百姓」、「終局吃案行情高 ─ 貪污放水不打烊」等等，就連法官論壇上經常出現抱怨檢察官濫訴的聲音。

有位法官上網抱怨：學長，請問應該怎麼辦？檢察官起訴送來三箱證據，但是，起訴書裡卻完全沒有交代那些證據和案情有什麼關聯性。結果，底下回應者竟然是：學長，你比較幸運，你還有三箱證據，我收到的只有一紙起訴書，什麼證據都沒有。台灣司法公信力的淪喪，從法官私下的論壇，就可見其一斑。

李鈞震：在獨裁者蔣經國統治時期的檢察官，絕大多數是心理變態患者，因為他們熟讀憲法，卻立志成為獨裁者的打手，幫忙箝制言論自由、不實行憲法，因此絕大多數是司法敗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