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與《牽阮的手》

 〔何榮幸 中國時報2011.10.26摘要〕有一種使命型導演，拍了賣座片後不是乘勝追擊，而是開始向心目中的史詩片前進，寧可負債累累，也要留下時代容顏。

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魏德聖的奮鬥故事已經廣為人知。透過魏德聖長達十二年的籌備努力，八十年前的霧社事件宛如在眼前重現，年輕人開始認識莫那魯道，台灣社會重新理解原住民族，彩虹橋既是祖靈象徵，也是當下多元族群相互尊重、共存共榮的重要隱喻。

    《牽阮的手》與《賽德克》雖然類型不同（前者是記錄片），拍攝資金更有如天壤之別，但透過田朝明夫婦愛情故事來勾勒戰後六十年民主運動面貌的《牽阮的手》，卻與《賽德克》具有相同的企圖心。

    我跟很多人一樣，在2005年深受《無米樂》感動，對顏蘭權、莊益增兩位導演充滿敬意。然而，此後這兩位導演就如人間蒸發，未聞新作面世。直到今年台北電影節一路拭淚看完《牽阮的手》，我才了解兩位導演過去幾年的心血已全部投注於此片之中，並得知他們因此背債三百多萬元。

    國片導演背債拍片所在多有，《牽阮的手》只是最新案例（公視為何撤消對此片的補助？則是另一段值得探討的公案）。

    我更好奇的是：為何這兩位導演與魏德聖同樣具有「非記錄歷史不可」的急切感？更精確來說，這兩位導演原本拍的應該只是一段離經叛道且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為何一發不可收拾變成長篇民主運動史？

    從《牽阮的手》片中，我看到的是一種「害怕遺忘」的急切感。根據媒體訪談，兩位導演在拍片之初「聽都沒聽過」田朝明、田孟淑這兩位傳主（立委田秋堇的父母，田醫師在綠營受到敬重，田媽媽則相當活躍），顯示兩位導演並非政治狂熱者。

    因此，我猜想這種急切感可能來自於田朝明的理念型人格特質，或是田媽媽的熱情感染力，更可能源於兩位導演對台灣社會長期罹患「健忘症」的憂心。

    由於社會長期選擇遺忘，因此，台灣雖已完成兩次政黨輪替，但威權時期諸多政治迫害案件至今仍處於「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國家機器只肯用錢『補償』，不願還原真相」狀態，轉型正義自然不會到來。

    在這層脈絡下，即將正式上映的《牽阮的手》既是導演口中的「愛情史詩紀錄片」，也是一面對照民主運動前後發展的明鏡。

    如同《賽德克》映照出不同政權、族群看待「他者」時曝露的重大盲點一般，《牽阮的手》也提供了反思民主運動發展、落實轉型正義的重要契機，兩位導演用心記錄的這段歷史，不應該再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