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6日 星期三

《賽德克》與《牽阮的手》

 〔何榮幸 中國時報2011.10.26摘要〕有一種使命型導演,拍了賣座片後不是乘勝追擊,而是開始向心目中的史詩片前進,寧可負債累累,也要留下時代容顏。
從《海角七號》到《賽德克.巴萊》,魏德聖的奮鬥故事已經廣為人知。透過魏德聖長達十二年的籌備努力,八十年前的霧社事件宛如在眼前重現,年輕人開始認識莫那魯道,台灣社會重新理解原住民族,彩虹橋既是祖靈象徵,也是當下多元族群相互尊重、共存共榮的重要隱喻。
    《牽阮的手》與《賽德克》雖然類型不同(前者是記錄片),拍攝資金更有如天壤之別,但透過田朝明夫婦愛情故事來勾勒戰後六十年民主運動面貌的《牽阮的手》,卻與《賽德克》具有相同的企圖心。
    我跟很多人一樣,在2005年深受《無米樂》感動,對顏蘭權、莊益增兩位導演充滿敬意。然而,此後這兩位導演就如人間蒸發,未聞新作面世。直到今年台北電影節一路拭淚看完《牽阮的手》,我才了解兩位導演過去幾年的心血已全部投注於此片之中,並得知他們因此背債三百多萬元
    國片導演背債拍片所在多有,《牽阮的手》只是最新案例(公視為何撤消對此片的補助?則是另一段值得探討的公案)。
    我更好奇的是:為何這兩位導演與魏德聖同樣具有「非記錄歷史不可」的急切感?更精確來說,這兩位導演原本拍的應該只是一段離經叛道且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為何一發不可收拾變成長篇民主運動史?
    從《牽阮的手》片中,我看到的是一種「害怕遺忘」的急切感。根據媒體訪談,兩位導演在拍片之初「聽都沒聽過」田朝明、田孟淑這兩位傳主(立委田秋堇的父母,田醫師在綠營受到敬重,田媽媽則相當活躍),顯示兩位導演並非政治狂熱者。
    因此,我猜想這種急切感可能來自於田朝明的理念型人格特質,或是田媽媽的熱情感染力,更可能源於兩位導演對台灣社會長期罹患「健忘症」的憂心。
    由於社會長期選擇遺忘,因此,台灣雖已完成兩次政黨輪替,但威權時期諸多政治迫害案件至今仍處於「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國家機器只肯用錢『補償』,不願還原真相」狀態轉型正義自然不會到來。
    在這層脈絡下,即將正式上映的《牽阮的手》既是導演口中的「愛情史詩紀錄片」,也是一面對照民主運動前後發展的明鏡。
    如同《賽德克》映照出不同政權、族群看待「他者」時曝露的重大盲點一般,《牽阮的手》也提供了反思民主運動發展、落實轉型正義的重要契機,兩位導演用心記錄的這段歷史,不應該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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