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11.2011自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十日揭曉，今年的經濟學獎頒給兩位同為六十八歲的美國學者、分別任教於紐約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薩金特和席姆斯，他們是因發展出解釋「經濟政策以及國內生產毛額（GDP）、通膨、就業和投資等不同的總體經濟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卓越成就而獲獎。
諾貝爾委員會在頌詞中表示，薩金特展示了如何利用結構總體計量經濟學分析經濟政策的持久影響；席姆斯則以「向量自我迴歸」（vector autoregression）為依據，分析經濟如何受到短期經濟政策變化等因素的影響，兩人的研究為現今的總體經濟分析奠定重要基礎。
經濟走勢經常受到預期事件和非預期事件的影響，前者諸如長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變動，後者則如油價突然飆升、消費驟降等。薩金特和席姆斯的貢獻即是為系統性政策變遷與所謂的「波動」，對總體經濟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提出有助於解釋的方法論。
薩金特主要研究經濟政策長期改變的結構性總體經濟學，他是因1970年代獨立發展的一套統計工具，「提供解答利率與通膨關係的方法」而獲獎；席姆斯則是在八○年代以研究「向量自我迴歸」（vector autoregression）為基礎，專注觀察中央銀行升息等經濟政策的暫時改變，如何影響經濟，而榮獲桂冠。兩人將平分一千萬瑞典克朗（約台幣4566萬元）獎金。
1943年七月十九日出生的薩金特，1964年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68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歷任賓州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史丹佛大學等校教職；曾任計量經濟學會院士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07年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AEA）主席。
他運用結構總體計量經濟學理論，分析私人部門對於未來政策的預期，及攸關工資、物價和投資的真正長期政策間的關係，可應用於政府或企業，隨經濟變化調整自身預期和政策。
1942年十月21日出生的席姆斯則是總體經濟學家兼計量經濟學家，於1968年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和耶魯大學教職。1989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9年起任教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銀行學教授，並將於2012年接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
他的研究則專注於央行突然調升利率或其他非預期因素，如何對經濟政策造成短期衝擊；發現升息後，通膨率通常需一至兩年才下降，但經濟增長率會在較短時間內降低，並需大約兩年才能恢復到先前增長水準。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雖然兩人分頭研究，但他們的研究成果相輔相成，且「持續獲得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員和決策者採納，成為總體經濟分析的基本工具」，因此由兩人共同獲獎。
席姆斯表示，他與薩金特的研究方法，並不會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提供快速與簡單的解決方案，不過兩人的方法「指出了一條路，或許能帶領我們脫離這團混亂」。
歷來經濟學獎得主幾乎全是歐美出身，其中尤以美國和英國學者最多。截至2010年為止的67位得主，非歐美出身者只有三位，唯一非歐美國籍得主是1998年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也是首位亞洲得主。
李鈞震：
1. 絕大多數亞洲的政客與經濟學教授並沒有西方的人文哲學思想，他們的潛意識裡頭結合了生物慾望，就是「賺錢、賺大錢、永遠賺錢」，至於賺錢的意義與目的，從來沒想過，所以絕對不可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 本來亞洲第一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但是自從他成為政務委員以後，直接支持馬政府的全民拚經濟的拜金主義觀念，也為財政部擴大租稅不公平的政策背書，支持吳敦義擴大城鄉差距，增加國債，拉大貧富差距，建立真正的M型社會，讓大台北的房價持續飆漲，讓薪水階級的薪資退步。因此，他喪失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
3. 歐美的經濟學大師的共同人生理想就是，首先建立公平正義法治的社會，再促進自由的貿易，然後建立各種制度與分析工具來約束權貴階級，避免權貴階級剝削平民百姓、踐踏人權。沒有這種人生觀的經濟學者，絕對不可能有國際學術地位。
4. 雖然政治大學的所有財經方面的教授沒有人是國際級的大師，也沒有能力寫教科書提供給哈佛大學採用，可是他們的知識水準一定遠遠高過李述德、陳沖、陳裕璋，但是他們都沒有資格擔任政務官，因為馬政府不認同他們的品德水準。
5. 「物以類聚，臭味相投」，是馬英九選擇中央官員的最主要依據，沒有拜金主義的人，絕對不可能進馬團隊；比較守信用絕對沒有資格進馬團隊，一定要說話不算話，善於做表面功夫，喜歡耍嘴皮子的人，才能做政務官，殷乃平絕對不敢否認！
6. 其實馬政府所有的財經政策，都是為了讓像馬英九、朱立倫、陳沖、張慶忠、胡志強……等在大台北有大筆房地產的人，可以賺大錢。周美青、馬凱一定不敢否認！
7. 經濟學的目標是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提升整體國民的生活水準，不是圖利財團，不是滿足政客。沒有公開譴責國民黨的「黨產」違背憲法、製造政黨不公平競爭、違反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學者，一定沒有社會正義感，很容易淪為社會敗類，朱雲鵬一定不敢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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