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與西方的治理

 

流行文化

Mozart Piano Sonata no.17 in B-flat K. 57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B8xWO4e0c

【摘要2022-10-31.一.聯合報 羅智成】在這次世紀疫情的預防與管理上，隱約覺察到東西方社會不同的治理模式或慣性。差異的根源主要來自：對疫情的專業研判、對衛福資源與社會體質的了解，而比較引起我注意的，是成效與代價之間如何取捨衡量？

對陌生的威脅，我們的抉擇永遠是艱難甚至兩難的。在一開始，東方式的管理雷厲風行，取得了可觀的成果。這中間展現出東亞人民的紀律、服從與家庭觀念下的責任感，也看得出父權氣息較重的執政者，在資訊與執行上的權威。

那時許多人都不理解，西方社會為什麼連一個簡單的防疫秩序都無法建立？帶個口罩、減少外出或聚會，都引起這麼大的反彈？不願付出代價的結果，就是每天在統計數字上看到的悲劇。拿著比別人優異的成績單，東方人民一時之間也忘掉，為了抗疫所蒙受的巨大損失。

但是隨著疫情的拖延、威脅的相對緩和，我們發現，原先顢頇遲疑、甚至有草菅人命之嫌的西方社會已陸續開放、重返生活。而東方優異的成績卻換不回原本生活，仍在持續管制、持續讓許多產業練習閉氣。清零或共存方針得以從容調整、討論，使我感覺到，東方的政府真該對人民的理解與容忍、對社會治理成本較低，心存感激。只是有些治理者，把民眾巨大的犧牲取得的成效，視為制度的優越或執政的政績，令人莞爾。

近代以來的國際競爭，無論是國家建設、經濟貿易、學習成效或社會治理，東亞民族與歐美社會相較之下總占上風。但是，如果你再仔細分析，你會看到，西方社會其實一直都是讓一隻手在跟你較量，因為他的另一隻手還要考慮更多的事，照顧更多的價值，不會為單一目標，例如成長與效率，就用盡全力。例如：美國的生產效率是在工會強力制衡下掙來的，法國的GDP是一年放150天假期掙來的。

當然，不同的處境其實無從比較優劣。不過東西方社會在管理上確實有些不同。除了價值觀，可能還有對「人」或「人民」的認知與期待。如果我們回顧對於孩童的教育與管理，一開始都是溫馨美滿的畫面：師長們盡心照顧、保護、引導，而天真無邪的孩童則回報以信賴、遵從與歡笑。

但是當孩童長大，進入青春期，有了自己的想法，不時還違背成人的期待，治理就出現問題。我們該增加管理力度，貫徹我們的要求？還是適時放任，容許相當程度的混亂與錯誤？我們要繼續護航、引導？

還是讓他們獨立思考？當年齡更大，甚至成人以後呢？成人還需要怎樣的保護與引導？

不同的管理態度，延伸到法令層面，你會覺得，西方社會像是某種底線制，在最後界線之前隨你放任、自由，一旦越過紅線，就得付出法律甚至生命的代價；東方社會更像光譜制，在行為光譜的每個刻度上都得仔細衡量、判斷；它代表了告誡的強度，增加了反應的複雜度。

另外，西方社會尤其美國承認個人的自衛權利與能力，甚至透過擁槍，鼓勵你直接捍衛自己的安全，因為國家並不能無限度保護你。東方社會並不鼓勵個人自行反抗，把合法自衛的條件訂得嚴格，期待所有正義的執行，或者暴力的使用，統統收歸於公部門。

何時放手讓孩童，或人民，自行判斷並為判斷負責？然而被治理者的權利、能力提升，是否也會增加治理的困難與成本？所以「巨嬰」的形成，很可能歸因於統治者正是如此地塑造著理想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