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Strauss - Don Juan op. 20 (Karajan - Osaka 1984)
【摘要2014/03/25中時】猛闖政院的青年學生中，有位分配至民進黨姚文智立委辦公室實習的財團法人小英教育基金會實習生魏揚，看了報導才知他是楊逵的曾外孫。在這場景看見魏揚身影，不禁想起楊逵一生的精神。
雖然兒子經常會叛逆父親，孫子也不保證與祖父一樣，但在這個時刻重提楊逵精神，盼參與運動和支援運動的市民，甚至在後面添油加火的政客，平心靜氣重溫這種精神，為台灣今日閉鎖的處境找一點出路。
在台灣爆發慘烈的二二八事件時，楊逵在混亂中沒有被漫天虛假的激情蒙蔽，當時他寫下了〈二二七慘案真因〉，語義深長地說：「我們知道兄弟相鬩之不利，以血洗血之不該」，「這次民眾的義舉，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離叛祖國，更不想要做哪一國的殖民地，只是要提奸拿賊而已。」
在二二八事件後，楊逵致力彌合內外裂痕，堅持省內外同胞的民族團結。帶領一批年輕人下鄉教導「用腳寫作」的文學，並積極建設台灣新文學，在「橋副刊論戰」中他寫了〈台灣文學問答〉，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不能切離中國」。
1949年初，國共內戰波及台灣，楊逵發表〈和平宣言〉，再度警覺到外力介入的「獨立」、「託管」，第一條便要求：「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並呼籲從速「政府還政於民」、「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楊逵後來因此下獄，刑期比日據時期幾次加起來的時間還要長。
參考資料：
從楊逵到魏揚【摘要2014/03/25陳翠蓮 蘋果】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總指揮、清華大學社會所學生魏揚，被台北地檢署以聚眾施暴等6項罪嫌聲請羈押。魏揚一家四代人，一棒接一棒坐牢吃苦，簡直是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具體縮影。魏揚被指控為「暴民」，令人嘆息。
魏揚的外曾祖父楊逵、外曾祖母葉陶，在日本時代從事農民運動，關心社會底層勞苦大眾，曾多次入獄。1934年楊逵以小說《送報伕》獲文學獎，是第一位成功進軍日本文壇的台灣左翼作家。
戰後國民黨接收，因統治失敗掀起二二八全島反抗事件。楊逵與葉陶在二二八事件中雙雙被捕、判死刑，槍決前一天幸因「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的命令，撿回一命。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一片戰慄噤聲時，楊逵並未退縮。1949年他發表《和平宣言》要求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600多字的宣言，換來12年的牢獄。面對日本殖民政府與戰後的「祖國」，他曾喟嘆：被日本人關了10幾次，刑期不到一年；坐「祖國」一次牢，就關10幾年！
楊逵在綠島的難友董登源，因叛亂案刑期10年。楊逵的次子楊建與董登源長女董芳蘭，兩個政治犯子女相濡以沫，也就是魏揚的外祖父母。
戒嚴時期，政治犯家屬受到社會孤立與歧視，生活困頓、加上過多的壓力，終身憂苦。不僅如此，巨大的陰影不斷侵擾董芳蘭的心靈。儘管白色恐怖案件已經過半世紀，她卻無法擺脫父親突然被捕的記憶、半夜闖入家中黑衣人的恐怖身影，到晚年仍對著漆黑的窗外，聲色俱厲大罵「走開！走開！」這是政治犯家屬永難抹滅的精神傷害。
楊逵的孫女楊翠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但她仍未屈服。她與她的夫婿魏貽君，在戒嚴時期投身黨外運動、也曾在《自立晚報》工作，為台灣民主發聲。如今，楊翠的孩子魏揚接下父祖的棒子，繼續為台灣民主獻身。
威權戒嚴時期，許多青年因為關心社會、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成為國家的敵人。原本一些知識份子、社會菁英，大可獨善其身，追求物質與名利。但是，因為良心與正義感，他們願意為社會付出、犧牲，在所不惜。這正是威權獨裁者最害怕的事！
統治當局總是避談自己濫用權力。為了鞏固政權，他們逮捕、壓迫社會良心，更可怕的是，透過體制、媒體，進行全面污名化，使良心者不僅是國家的敵人，還成為社會的敵人、全民的敵人。
過去美麗島事件中，民主運動者被抹黑為「居心叵測」、「有心人士」、「暴民」，權力當局以「顛覆政府」、「叛亂」名義將他們定罪。歷史證明，這些人其實是今日台灣民主體制與文明價值的推動者。
拜民主化之賜，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擁護者，如今在廟堂之上行使國家公權力。面對民意，他們一意孤行、拒絕對話、強硬鎮壓，迫使學生採取佔領行政院的手段回應。
佔領行動遭到流血驅離後，「暴民論」全面來襲，「有心人士」、「運動失控」、「製造動亂」、「暴力、脫序」等指控，再度上場。這次，我們還要相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