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革命家：艾伯魯

Gustavo Dudamel - Ginastera Estancia Suit

【摘要2016.1.27.自由 林衡哲】委內瑞拉的音樂教育家，經濟學博士兼社會改革運動者何塞．安東尼奧．艾伯魯（José Antonio Abreu, 1939-），出生在委內瑞拉的一個小城叫巴萊拉（Valera）。

二十世紀南美洲出現了兩位最知名的革命家，一位是理想主義色彩鮮明、最富浪漫精神的阿根廷醫師革命家切．格瓦拉，主張武力革命的西方左派偶像，也是全球最知名的醫生革命家；

另一位是知名度沒有那麼高，但對年輕人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的音樂教育家何塞．艾伯魯。他的革命武器不是槍砲和子彈，而是各式各樣的樂器，以及他所創立的El Sistema系統音樂教育法。1975年，他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家裡車庫，召集11位兒童一起玩音樂，誕生了El Sistema，41年後的今天，已經有三十萬貧窮的兒童，加入這個具有永恆價值的音樂教育計畫，同時透過他所培養出來的音樂家，其中包括洛杉磯愛樂指揮杜達美（Gustavo Adolfo Dudamel Ramírez），艾伯魯這個革命性的El Sistema已經推廣到美國的洛杉磯、波士頓、巴爾第摩等地，以及南美和歐洲各國，甚至遠到台灣來。

艾伯魯相信：兒童一旦開始學習一種樂器，他的人生歷程便開始改變，因為樂器將為他打開一個寛闊的精神世界，足以讓他克服生活的貧窮，而且一旦學會樂器，他就不再貧窮了，他將會一直進步，直到變成專業音樂家；即使是變成古典音樂的業餘愛好者，對他個人和整個社會仍然是有幫助的；同時在樂團裡面，孩子們將學會自尊、自重、並學習如何與別人合作、互助，和睦相處，自然而然就會變成社會上有用的人，而不會去參加幫派。

自從艾伯魯博士在41年前創立El Sistema之後，雖然經過十次政權輪替，仍在委內瑞拉全國成立了120個青年交響樂團，以及60個兒童交響樂團，三百個音樂訓練中心。有一次，男髙音多明哥聽過他們的青年交響樂團演出後，說：「我從未如此感動，不但是他們奏出來的音樂感動我，同時也被El Sistema訓練出來的音樂家的髙水準所感動。」

熱愛台灣樂迷，經常帶柏林愛樂來台灣的指揮家拉圖（Rattle）也說：「如果有人問我，當今世上對古典音樂的未來，有何重要事情發生，那麼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就在委內瑞拉。那裡那簡直可以說是古典音樂的復活之地。」

拉圖正在推動讓艾伯魯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許多人都認為他的貢獻遠比政治人物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艾伯魯以一人之力，影響了千千萬萬個委內瑞拉兒童的命運，並且證明了「音樂可以改變人生」。他所提倡的柔性革命，也許比切．格瓦拉的武力革命，可以為人纇社會帶來更多的福祉和光明。

他最得意的門生指揮家杜達美四年前獲選「年度音樂家」，變成了全美最紅的指揮家，他也說艾伯魯改變了他的一生。杜達美自述道：「我從四歲開始，就在El Sistema學音樂，而且變成這大家庭中的一員，我不但學會了樂器，他也教導我如何面對人生的種種難題，這點是艾伯魯最成功的地方。」

艾伯魯本身家境不錯，因此從小就有機會接受音樂教育。他的第一位鋼琴老師叫麥迪娜（Medina），是杜達美的同鄉，因此他必須從故鄉巴萊拉到巴基西梅托（Barquisimeto）去上課，1957年才正式進入首都加拉加斯音樂學院就讀。學期間，他朝多元方向進展，跟莫雷羅（Moleiro）學鋼琴、同時與卡斯提拉諾（Castellanos）學管風琴和大鍵琴，最後再與名作曲家索耶（Sojo）學作曲。

艾伯魯除了在音樂學院主修鋼琴與作曲之外，也在安德烈司．貝羅（Andrés Bello）天主教大學主修石油經濟學，並且在1961年以優秀成績榮獲博士學位，畢業後更進一步到美國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充分表示艾伯魯是理想與現實兼顧的個性。

畢業後他曾在委內瑞拉國會任商務部副代表，不久轉任西蒙．波利瓦大學擔任經濟學與法學教授，並在1983年出任文化部長之職，總共做了六年之久。但無論去哪、做什麼，音樂還是他的最愛，因此最後還是回到音樂的園地來。

1967年他以音樂才華，獲得交響曲創作的全國大獎，而他一生最大的貢獻，便是正全名叫「委內瑞拉青少年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全國聯絡基金會」的El Sistema。這個非常有創造力的音樂教學系統，是以音樂為主要工具，促進社會與文化的進步與改革。

艾伯魯曾說：「只要你把一把小提琴放在一個孩子手上，這個孩子便永遠不會去碰槍枝。」2012年美國康乃迪克州發生轟動全球的屠殺案，如果當年兇手的母親像艾伯魯一樣，「送他一隻小提琴」，也許這樣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不到四年的功夫，艾伯魯在1979年贏得「國家音樂獎」，同時開始把他的El Sistema理想推廣到西班牙、南美各國以及美國各地。1993年打開國際知名度後，他又獲得聯合國文教組織盼發的「國際音樂獎」。1995年聯合國文教組織任命艾伯魯做特別大使，主要任務是發展全球各地青少年管弦樂團與合唱團，並把他們串聯起來，以便促進「全球和平文化」的發展。

他運用加拉加斯聯合國文教組織辦公室推廣這個工作，因為效果不錯，1998年聯合國文教組織任命他為「親善大使」，大提琴家馬友友後來也曾擔任過此職務。

經過35年的努力，他在委內瑞拉推行的El Sistema已經培養了無數國際級的音樂新秀，他自己也在無形中成為聞名國際的音樂教育家，世界各地的音樂家紛紛來委內瑞拉取經，把El Sistema的教育方法帶回他們本國去發展，而世界各地也紛紛頒給他更多的榮譽獎，包括「世界經濟論壇」頒發給「世界水晶獎」和美國加州的「TED Prize」，後者不但讓他獲得十萬美金的獎金，更給他三十分鐘的時間對全球演講他「音樂改變人生」的理想，正如他的獲獎原因是：「改變了千千萬萬兒童的人生。」

Gustavo Dudamel - Danzón No. 2 (Arturo Márquez)

另外，因為諾貝爾獎沒有音樂家獎，瑞典政府也另外創立由「瑞典皇家音樂學院」主持的「普拉音樂獎」（Polar Music Prize），這個相當於音樂界的諾貝爾獎，於2009年5月同時頒給了他艾伯魯和作曲家彼得．賈布里爾（Peter Gabriel），同年8月31日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頒將典禮，由卡羅國王16世親自盼獎。

而「瑞典皇家音樂學院」總結艾伯魯一生的貢獻時說：「2009年普拉音樂獎盼給委內瑞拉指揮家、作家和經濟學家何塞．艾伯魯，主要是基於他的遠見，透過古典音樂去幫助委內瑞拉的兒童脫離貧窮，使他們生活得更豐富。他創造的音樂系統教學法，使數百萬個學童脫離貧困；他創辦的樂團，提昇了傳統的價值與互相尊重的精神，促進友愛與人文的素養。

他的成就告訴我們，只要把音樂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就會讓兒童、父母和政治家，看到未來的希望。何塞．艾伯魯的遠見對大家來說，都是一種啓示和模仿的對象。」El Sistema 發揮的影響力主要在三個基礎層面：

一、就個人社交來說：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的孩子們，能發展他們知性與感性的一面。音樂成為一項資源，讓人有多方面的發展，因而提升其精神層次，並促進其健全的人格發展，對孩子們在感性與知性方面的助益良多，包括領導能力的學習、行為準則的教導訓練、勇於承擔的判斷力、利他的寬容大度及犧牲奉獻……等，去達成團體的偉大共同目標，而這一切都會增進孩子們自尊與信心的發展。

泰瑞莎修女在談到貧窮危機時說：「關於貧窮困頓，最悲慘的，不是缺乏食物或住的地方，而是感覺自己一無是處，又感覺他人遙不可及，缺乏自我認同，也缺乏眾人尊重。」可是如果孩子在管弦樂團或合唱團發展的話，就能賦予他高尚的身分認同感，並使他成為家庭和社會的標竿，且能讓他在學校成為更棒的學生，因為這些發展啓發了他的責任感、堅忍精神及守時習慣，這些美德將大大幫助他在學校的表現。

二、在家庭方面：家長的支持是毫無保留的，孩子成為他雙親的好榜樣，這對一個窮孩子來說尤其重要，一旦孩子發現他對家庭的重要性，他就會開始尋求新的方法以提升自己，並期待自己和社會能夠愈來愈好，他也會希望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能夠有所改善，自然就會創造出積極向上的社會動力。

我們樂團裡絕大部分的成員都屬於委內瑞拉最弱勢的族群，這種背景反而鼓勵他們去擁抱新的目標和理想，並且在音樂提供的種種機會中，不斷地求進步。

三、在社會層面：管弦樂團已成為文化的創意空間、對話的源頭與新價值的發祥地。音樂不再是一項奢華的享受，而是社會共同的資產。而音樂營造出來的崇高精神世界，終將戰勝物質上的貧窮困頓。

從一個孩子開始學習樂器的那一刻，他就不再貧窮了，他將朝著專業領域前進，未來也將成為堂堂正正的好公民。因此音樂可說是首道防線，防止孩子淪為娼妓，使其遠離暴力惡習以及抵擋會使孩子墮落的事情。

最後，艾伯魯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話說：「這世界正面臨巨大的精神危機，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危機。」對這一點，艾伯魯提供了解決之道。他說：「面對湯恩比的這種精神危機，唯有藝術與宗教才能克服，並解決人性最深層的渴望，滿足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要求。教育是智慧和知識的綜合體。教育，尤其是兿術教育，仍是通往一個更完美、更高貴、更公平的社會的唯一途徑。」

目前委內瑞拉的政府每年編列六千萬美金在推廣El Sistema，讓三十萬學童免費參加全國各地的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即使政黨輪替，也不會影響這個音樂教育系統。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杜達美之外 ，艾伯魯還培養出五、六位具國際水準的指揮家。

委內瑞拉現在不只輸出石油，也輸出音樂人才，柏林愛樂最年輕的低音提琴手魯易滋（Edison Ruiz）就是艾伯魯教出來的。艾伯魯一生最大的夢想，就是讓委內瑞拉取代二十世紀的維也納，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的音樂中心。目前全球已有25個國家在學習他創立的El Sistema。

音樂已經變成了委內瑞拉的全民運動了，我們期待東方的台灣、中國和日本也能產生像艾伯魯這種文藝復興型的政治人物、這種精神革命的領導者，來提升整個國家的心靈水準。從這個觀點出發，委內瑞拉的艾伯魯，似乎比阿根廷的左派革命家，更符合精神英雄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