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紀念日

台灣史

【摘要2.28.2014自由◎ 吳政峰】1997年政府將二二八定為「和平紀念日」，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稱，卻扭曲與誤導了二二八的真正意涵，因為在二二八大屠殺之後，罹難者用鮮血與性命換來的，並不是「和平」，反之，接踵而來的是全世界最長久的戒嚴、弔詭的動員戡亂時期、白色恐怖的恫嚇、黑社會與黨國掛勾的蓬勃、民族（省籍）間的不對等制度、洗腦教育的摧殘…等等，著實讓整個社會充斥著肅殺與恐懼的氛圍，這些，是和平嗎？

全世界犯下屠殺罪行的首腦，日後就算沒有遭受法庭審判，亦需遭受歷史的審判，但只有兩者例外，其一是「中國共產黨」，其二是「中國國民黨」，至今他們依舊能脫罪而逍遙法外。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們仍保留絕對的政治權力，利用國家機器緊掐著人民喉舌，遮掩人民耳目，強迫我們不聞並噤聲。為此，踩在二二八受難者的鮮血上，我們的民主是虛幻的，因為現在站在政治巔峰的加害者黨羽，仍咆哮地要求我們遺忘過去，仍不願意謙卑地跪在地上，祈求著受難者的靈魂寬恕。

每一條生命都是無價的，每一具屍體背後都有一個被強迫崩裂的家庭，凡大屠殺過後，必留下斑斑斧鑿的印記。1945年一月27日，蘇聯的紅軍解放了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死亡集中營，六十年後，2005年十一月一日，第六十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由104個國家共同提交的議案，定每年的一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以紀念遭受納稅屠殺的受難者。

二二八不是和平紀念日，二二八需正名為「二二八大屠殺紀念日」，國定假日是要讓後代子孫生生世世都記得，歷史上曾經有過這麼血淚的過去，一段不可抹滅也不容曲解的影像。

面對如今當權者欲用異端污名化二二八，重新復辟獨裁政體，為了下一代的純淨，我們必須重新拾起自己的力量，對抗這超過六十年的黨國魑魅，我們要當自己的驅魔師，要驅走每個人心中的遺毒亡靈，那洗腦教育的魍魎。

從竄改歷史看二二八事件【摘要2.28.2014自由】1947年的今天，台北群眾陳情抗議官方查緝私菸開槍打死無辜案件，官署竟再度無預警射殺手無寸鐵的民眾，造成重大傷亡，是為二二八事件。

67年前從台北大稻埕引爆的二二八，隨後演變成軍隊鎮壓屠殺人民、政府全面捕殺社會菁英、族群衝突，加上「白色恐怖」，台灣遭到黨國當局長期外來統治，至今尚未成為正常國家社會。二二八被列入人類史上大屠殺事件，以受害人數之眾，社會創傷之大，堪稱台灣的國殤，各方是以和平日來紀念這一天。

紀念二二八要能為台灣帶來和平，必先誠實面對過去，公開真相，探究以往錯誤。正因如此，今天各地不僅有多元的追思活動︰紀念會、展覽、遊行、宣傳活動之外，還有繼續探究真相的著作發行，例如《阮美姝一生與228平反實錄》、重譯葛超智（George H. Kerr）《被出賣的台灣》。

其中，高雄中學等四所學校學生為紀念當年「雄中自衛隊」所發表的宣言，道出這些活動的要旨︰重要的歷史事件不應該閃避，…受害者有權利知道真相，只有揭露真相才能為社會帶來寬恕與和解。

同樣地，紀念二二八必須記取經驗教訓。回顧事件的發生，一言以蔽之，是外來統治者在政經社會文化多行不公不義引發普遍民怨，黨國當局卻在二二八以開槍回應。

戰後黨國當局把盟軍「暫時接管」當長期統治，以陳儀為首的當局作威作福，騎在台灣人民頭上，接收變劫收。政治上，陳儀集政軍大權於一身，「新總督」用人幾全為外省及「半山」，台灣人在公職及自治權利飽受差別對待，加上官僚腐敗，原先對中國所懷期待迅即破滅。經濟上，中國內戰殃及台灣，輸出糖米等物資，卻輸入惡性通貨膨脹，統制經濟之下的民生極度困頓。

社會文化上，封建且無效能的接收大員，以外來統治者的姿態歧視台灣，日本時代在現代化已有進境的人民，對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甚為反感。簡單說，台灣人雖對日本時代統治不滿，陳儀政府卻更令人搖頭，進而積累廣大民怨，庶民甚至以「狗去豬來」描繪當時狀況。

二二八不時在台灣引發爭議，主因是真相不明、元凶未究、正義不彰、遺害未除。事隔六十多年，很多被捕失蹤者「罪名」為何，當局從未給個理由；律師出身的湯德章被指「危害國家民族暴徒」遭槍決後數日，高等法院判他無罪。

個案既能瞞則瞞，二二八因此是「只有受害者卻無加害者」的謎團，整體受害人數至今莫衷一是，連派兵鎮壓的公認元凶蔣介石，猶有人為他塗脂抹粉。從而，二二八仍是沒有真相與公平正義的悲劇，傷痕和陰影繼續籠罩台灣。

台灣民主化之後，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都曾積極面對二二八，道歉、補償、公布相關史料。相形之下，馬英九總統雖也有若干表示，且拉攏受害者家屬，但他選擇性作為，替國民黨開脫，且偏重李友邦等反日本、認同中國等人士，以致招來「敷衍」、「躲避」等批評；諷刺的是，李友邦、張七郎等支持中國的台灣人，仍在二二八慘遭當局毒手。

尤其馬政府近月來透過調整高中課綱，刪除「白色恐怖」，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引發極大爭議；不但到教育部抗議團體接連不斷，今天更有「二二八翻轉教室—街頭公民課」的活動，顯見社會追求真相、反對洗腦、守護教育的嚴正要求。

湯德章與簡娥的前世今生【摘要2014/02/28 聯合報╱楊渡】為了湯德章紀念公園內孫中山銅像遭破壞，湯德章的事蹟再次引起關注。但一般人真的了解湯德章嗎？2006年寫簡吉傳記時，曾訪問日據時期有「農民運動花木蘭」之稱的簡娥的兒子─陳國哲。他根據母親口述，重現湯德章真實身世。

簡娥父親簡文烈在地方教漢文，余清芳是他的學生。余清芳以出家掩護抗日，建西來庵埋藏武器。事蹟不密，引起日警注意，遂臨時起事。

起事那一天，簡娥同母異父哥哥（簡娥母親在丈夫過世後，嫁給簡文烈，故有一同母異父之兄姓張）正在派出所，他年紀小只是打雜小工，黃昏下班出來，忽想起有東西忘了拿，於是轉回去。

不料半路看見許多人正悄悄包圍派出所，手上拿著武器。他走進派出所，見所長坂井抱著孩子在玩。他向坂井說外面有異樣。坂井往外一瞧，臉色大變，將孩子交給他說：請救救這孩子，往外衝不要回頭！他於是抱起小孩衝出去，走不了多遠，聽到一陣槍聲，噍吧哖事件爆發。

日本隨即派軍隊以火炮來攻。余清芳不敵，轉入山上打游擊，簡娥的父親和余清芳一起被殺。日人不放過當地百姓，把所有人集中，凡男生身高超過一根竹竿（約一百廿公分）就槍決。只有簡娥的哥哥活下來，因他救了坂井的兒子。殖民政府痛恨這個村子，故意把它改名玉井，因這是當時日本一個風化區名字，用以詛咒倖存者。

坂井倖存的孩子，就是湯德章。媽媽是鄒族原住民，姓湯，帶著孩子成長。湯德章先是考上台南師範學校，後因窮困輟學，再轉考台北警察學校，因成績優異及身世奇特，雖年齡不足，仍破格錄取。自此走上警察之路。

簡娥的母親則帶著孩子離開傷心地，到高雄賣擔擔麵為生。簡娥後參與農民組合運動，被稱為「農民運動花木蘭」。1931年殖民政府發動大檢肅，將農運幹部全部逮捕，簡娥因懷孕，本想流亡，不料未及逃走就被捕。

此時湯德章是日警，曾特地關照簡娥，讓她免去許多苦刑。湯德章後因殖民政府歧視政策而赴日本攻讀法律，成為律師，後改回母姓湯，等於認同他的台灣人身分。二二八事件時，他被綁著遊街示眾，當眾槍殺，這是眾所周知史蹟。

1945年後，簡娥因結婚生子，且感染肺結核，較少參與政治活動。但她的丈夫陳啟瑞原是農民組合幹部，與另一同志張行於「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簡娥也長期處於被監禁狀態。1970年代，她傷心的離開台灣，赴美國依親。

這個故事特別讓人無可遏止的傷感，是因背後所牽涉的事件與民族矛盾，太複雜、太難以一刀兩斷了。

余清芳是抗日英雄，玉井是反抗的象徵，死者超過八百人；簡娥的父親死於事件中，她一生反抗日本殖民政府。湯德章的警察父親在此死亡，他卻是殺父仇人兒子所救。他應該認同日本，最後卻改回母姓，甚至死於二二八事件。

這歷史的複雜在於：要用簡單的民族認同、國族認同去一刀切，把人歸類，根本無法辦到。要用平常有仇報仇、有恩報恩，也無法判定。人世間唯有用寬容的心，慈悲的愛，才能化解這千古的恩怨。

請別用教條的政治口號，去簡化湯德章和簡娥的故事，這不是政治能解決的事。他們曾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的事蹟，已給了我們最好的啟示。（作者為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能高團 首支打進甲子園原民球隊【摘要2.28.2014自由】電影《KANO》昨天上映，到底哪支球隊才是第一個踏上日本甲子園的隊伍呢？花蓮專門從事老相片文史調查的專業葉柏強說，日治時期在花蓮組成的「能高野球團」，在1925年到日本甲子園進行訪問比賽，雖僅是表演性質的比賽，卻是首支由原住民組成的球隊站上甲子園。

葉柏強說，據查訪資料，能高團前身為「高砂棒球隊」，籌組人為林桂興，是當時推動花蓮體育、音樂文化重要推手；能高團為日治時期花蓮港建設期間成立宣傳用，後於1925年到日本甲子園進行訪問比賽。

從「能高團」的相片及相關日本文獻中，得知在大正十四年（1925），由花蓮原住民組成的棒球隊，當時為宣傳花蓮港廳遠征日本，結果勇猛球技讓日本本土球團嚇一大跳，原以為派弱隊就可輕鬆打發走，結果弱隊被28比零提前結束比賽，最後派出甲子園強隊早稻田中學對抗，拿到四勝四負一和的不可思議戰績。

日治時期花蓮「能高團」棒球隊一戰成名，葉柏強說，甚至有球員羅道厚、葉天送兩人，被當時棒球名校平安中學延攬，羅道厚被稱為伊藤投手，後來還進入日本職棒。那次比賽也成功讓日本知道台灣有個花蓮港的地方，並擁有相當優美的風景，吸引不少日人前來旅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