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4.5.蘋果 李麗慧】台灣赴美留學生孫安佐疑似持有大量槍彈並涉恐被捕，在美國社會對於校園安全事件高度敏感之際，美國警方大動作處理，媒體更大篇幅報導。在台灣更引發對於孩童教養的激烈討論，筆者將幾點逐一分析：
國人法治觀念薄弱的文化：從校園到整個社會，對於威脅、恐嚇、毀謗、妨害自由的言語和行為，常認為是開玩笑，不要小題大作的文化。霸凌的形成就是在於對「人身傷害」與「人格侵犯」缺乏意識的文化，整個社會與文化沒意識這些都是傷害人且違法的舉動。
同樣的事件，在美國以司法案件來處理，但在台灣就是校園案件，所得到的社會重視與資源介入，產生很大的落差。在這樣的氛圍下，行為者不覺得自己有錯，被害者覺得一再被孤立，求助無門，甚至認為他的申訴與訴訟是「麻煩製造者」的行為，導致最後被害人產生玉石俱焚的憤怒與行為。
媒體公審文化：媒體和大眾常看圖說故事，忽略事件背後複雜的因素，一看到事件就馬上下判斷。媒體公審對當事人造成的二度傷害。若事後整個事件的司法裁判與媒體公審產生落差，便出現「恐龍法官」、「司法不公」等污名化現象，造成整個社會對法治體制失去信任。往往證據背後的心理與環境因素其實相當複雜，不應該在事件未清楚脈絡前就被輕易審判。
父母、師長對孩子求助訊息缺乏敏感度：理論上，父母、師長應該是從孩子的行為舉止、言談中最先覺察求助的訊息的人。但實務上，著急的父母為了將孩子趕快拉回原來的軌道、往往急著幫孩子找理由，而忽略了這些都是求助訊息。
面對子女出現傷害等行為時，父母會自我安慰只是「不小心割到」、「只是開玩笑」、「只是孩子們在玩而已」，淡化事件嚴重性，失去一次次可以及早介入的時機，而忽略了了解孩子背後深層感受與內心世界的機會。
但在現代多元又講求個人隱私的環境下，很多時候當事人如果沒有主動求助，父母及師長是很難發現孩子的異樣。因此如何發掘需要介入協助當事人存在，是需要一整套社會資源體系的建構，社會安全與個人主體性上如何取捨，就如同美國「禁槍」議題一樣，這需要社會共識及相關資源介入，否則光靠父母、師長培養敏感度所建立的基礎仍是薄弱的。
當前現況，如果在校園裡，當發現孩子有異狀時，多是由學校輔導室介入，但是遇到特殊的案例，往往會超出這些專業人員的範圍，學校輔導室對處理校園與學生事務是專業，但對特殊狀況也有其局限。現在，各縣市皆設立自殺防治資源作為後續介入的專業單位。但對於其他特殊議題與情況，也非常需要建立後續專業的介入的整合資源。
筆者認為，絕大部分的父母其實都是努力想善盡自己的職責與角色，如果父母知道可以怎樣幫助孩子，想必一定奮不顧身的協助。
問題就在於父母的角色容易陷入當局者迷的困境中，諸多社會事件很多時候都將焦點放在父母做了些什麼，過於苛責父母，卻忽略現今社會是開放且多元的，不管父母再怎麼做都難保不出事。所以，透過此次事件，正好是對現行社會文化重新審思的機會，也是呼籲建構專業資源體系的關鍵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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