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校長是匪諜

台灣史

【摘要2016.6.29.中時 黃清龍】小學在雲林鄉下就讀，三年級時學校來了新校長，姓馮，是個外省人。馮校長一個人住在學校宿舍，生活十分簡樸。偶爾他要我幫忙跑腿，去校外雜貨鋪買些日用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穿的內衣汗漬斑斑，已經有破洞了，還捨不得換。

有一天，我拿著馮校長要我買的東西到他宿舍，卻找不到人，回來聽導師講才知道，當天一早，馮校長被人從宿舍帶走了，原來他竟然是個「匪諜」！後來學校開始加強宣導保密防諜，每個班級要輪流做壁報，提醒大家「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每回走過壁報欄，看到「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幾個大字，我總會想起馮校長，內心有一種無名的恐懼，雖然我不清楚他做了什麼事。

多年後，偶然與龍應台談到此事，才知道原來我不是唯一見過「匪諜」的人。龍應台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數學老師正在講課，教室外突然響起雜遝人聲，一群穿著黃色卡其服的人，手裡拿著槍，衝了上來。數學老師早已竄出教室，奔向走廊盡頭。孩子們在驚慌中四散，有的就趴在4樓的欄杆往下看。沒多久，就在布著黃沙的操場上，數學老師的屍體呈大字型打開，臉朝上，剛好和他們對望。

在台灣凡是走過威權時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與記憶，人們管它叫「白色恐怖」。剛剛從大陸慘敗退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自領導人以降充滿了不安全感，生存的本能驅使他們在局勢稍穩之後，展開大規模的肅清共諜動作，台灣也進入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

根據統計，「白色恐怖」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近3萬件，受難人大概有14萬人。以1950年代的前5年為例，至少殺害了4000多人，監禁了8000個以上的「匪諜」。而所謂匪諜，真正的共產黨可能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是被構陷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小市民，乃至於工人和農民，因為政府鼓勵檢舉，檢舉衍生構陷，構陷就製造出冤案。

這樣的浮濫抓人、殺人，造成多少個家庭破碎、妻離子散，求學、就業飽受歧視，只能過著忍辱偷生的日子，無疑是台灣人權史上極為不堪的一頁。因此，當台灣民主化之後，湧現平反冤案的聲浪，要求落實轉型正義，毋寧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應有之義。

然而2014年7月的一則新聞，讓我不得不反思：我們過往對轉型正義的理解，是否過於片面？新聞寫著：中共解放軍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成「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1950年代中共潛伏在台灣從事諜報並遭槍決的1000多名「紅色特工」。他們當年喬裝難民、商人、流亡師生或變節國軍將校，混雜在百萬遷台大軍中，終因諜報網曝露，最後命喪台灣。

我不知道馮校長是否真是匪諜，雖然他後來也被槍斃了，但顯然在那個年代，確實有不少共諜潛伏在台灣，紀念碑文上的名字正好提供了佐證。兩相對照，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年的「白色恐怖」呢？沒錯，這是由政府帶頭的國家恐怖主義，侵害人權無可寬宥，特別是對受難者來說。

太多的二二八 太少的白色恐怖【摘要2016.6.29.旺報】在二二八已經成為重點之際，在其數年後登場、歷時更久、影響更深的「白色恐怖」，卻不成比例地被低估了。

1990年代後期，歷史課本大解放，二二八不再是禁忌，最新的103課綱不但把二二八單獨列為一個小節，更要求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影響。各個版本也不敢怠慢，花了至少3頁的篇幅談二二八。三民、翰林、南一和康熹版等談二二八的起因，極為相似地列出政治（接收人員貪汙、台籍官員過少）、經濟（官方接收龐大日產、嚴重通貨膨脹）和社會（台人親日、接收人員仇日、文化水準不同）等3個層面。

史記版則提及，當時陳儀政府因為不希望增加稅收，所以要加強公營事業，因此將大量日產納為公有；加上當時國共內戰，大陸通膨連帶影響台灣物價飛漲，陳儀政府為此加強查緝走私，才引發因為查私菸而擦槍走火的「二二八事件」。

至於二二八事件2年後登場的「白色恐怖」，迄今真相研究和歷史還原仍極有限，因此教科書篇幅也極少，至多1頁，甚至也有一語帶過者。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開啟「白色恐怖」時期，不過，梳理各個版本教科書，談到白色恐怖大致都只有以下內容：「國民政府遷台後採用威權統治和強人政權，利用情治人員、嚴刑峻法來消除異己，以『匪諜』、『叛亂』之名羅織入罪」；少數版本略提「雷震案」、「彭明敏事件」、「四六事件」等字眼。

不少版本連「白色恐怖」起訖時間點都說不清，也不提直至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為止，「白色恐怖」時期才算正式終結，時間長達數十年。僅史記版較清晰地定義白色恐怖是「1950年代至1980年代政府對共產黨、政治異議分子及嫌疑者的迫害」。

不少版本提到二二八是之後台灣省籍情結的起源，但卻未提及二二八有不少無辜受害者是中下階級外省人，被當時擔任貪官汙吏的「高級外省人」連累。

至於「白色恐怖」的外省人受害比例更高。由於白色恐怖本質上是思想整肅，而當時外省籍來台者多是軍公教，情報「親近性」比本省人高，因此更容易遭到羅織罪名；1950年韓戰爆發，國民政府開始大規模逮捕左傾份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根據中研院調查，外省人在台灣人口比例不超過15%，但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例卻達40%甚至更高。

綜合來說，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是不同事件，但背後錯綜連動，例如二二八參與者有不少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歷史課本語焉不詳，原因可能正在於執政者消費或迴避歷史事件。公布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害者人數和省籍，只是調查的起步，這段歷史書寫還遠遠未完結。

「阿立祖」幫我們找回身分【摘要2016.6.29.蘋果 林于昉】台灣相傳19世紀，恆春地區為航海必經之地，偶有海難造成西洋海船遇難後，船上的酒瓶漂流至海岸，為平埔族尪姨（巫師）所拾取，取代早年的祀壺改為矸仔佛。矸仔佛類似現在米酒瓶外裹紅布，在瓶口環節處綁一條紅線，瓶中大都插芙蓉、圓仔花及粗糠葉（萬壽菊），不過屏東恆春地區的矸仔佛也大多與漢人的神祇合祀。 

剛剛提到屏東恆春地區原住民將「早年的祀壺改為矸仔佛」，本來台灣早期就存在祀壺民族，如西拉雅族阿立祖的信仰原本不立塑像，主要以祭拜壺、瓶、甕等容器內裝的水稱為「向水」，借壺水反射出祖先靈魂的力量，更代表祖靈洗淨休憩之所。 

祀壺分兩種，祭拜的若是社群祖靈，壺就放「公廨」（公界，公眾祠堂），壺內插澤蘭，以檳榔、酒供奉。

若是家族祖靈祀壺，則放壁腳，因此又稱壁腳佛，但日本時代實施客廳改正計劃，壁腳佛消失。 

至於祭祀用的壺、瓶、甕等沒有規格或數量的限制，例如在台南安平地區大量出現的安平壺，也被認為曾被台南地區西拉雅族用來祭祀阿立祖，秋惠文庫也收藏利用中國青花瓶鋸掉瓶口然後在瓶身用釘剌出銘文「蘭社神瓶」等字，另外還有形狀及大小酷似日本清酒德利瓶上有「案祖大公界阿立母」及澤蘭圖案等被認為是西拉雅族使用過的祀壺。

台灣平埔各族的文化都很有特色，要研究研究不完。《新港文書》見證了西拉雅族人放棄了自己語言的時間點，其他平埔各族有形或無形文化傳統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甚至很多文物都喪失流落到海外，如今後代連身分都被抹去了，想要正名還不可得。

台灣將進入多元文化社會之際，應由中央政府領頭保存收藏各原住先民文物及資料，並研究、展覽、教育、推廣，讓人民了解曾經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原住民先人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