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4.5.蘋果 李麗慧】台灣赴美留學生孫安佐疑似持有大量槍彈並涉恐被捕,在美國社會對於校園安全事件高度敏感之際,美國警方大動作處理,媒體更大篇幅報導。在台灣更引發對於孩童教養的激烈討論,筆者將幾點逐一分析:
國人法治觀念薄弱的文化:從校園到整個社會,對於威脅、恐嚇、毀謗、妨害自由的言語和行為,常認為是開玩笑,不要小題大作的文化。霸凌的形成就是在於對「人身傷害」與「人格侵犯」缺乏意識的文化,整個社會與文化沒意識這些都是傷害人且違法的舉動。
同樣的事件,在美國以司法案件來處理,但在台灣就是校園案件,所得到的社會重視與資源介入,產生很大的落差。在這樣的氛圍下,行為者不覺得自己有錯,被害者覺得一再被孤立,求助無門,甚至認為他的申訴與訴訟是「麻煩製造者」的行為,導致最後被害人產生玉石俱焚的憤怒與行為。
媒體公審文化:媒體和大眾常看圖說故事,忽略事件背後複雜的因素,一看到事件就馬上下判斷。媒體公審對當事人造成的二度傷害。若事後整個事件的司法裁判與媒體公審產生落差,便出現「恐龍法官」、「司法不公」等污名化現象,造成整個社會對法治體制失去信任。往往證據背後的心理與環境因素其實相當複雜,不應該在事件未清楚脈絡前就被輕易審判。
父母、師長對孩子求助訊息缺乏敏感度:理論上,父母、師長應該是從孩子的行為舉止、言談中最先覺察求助的訊息的人。但實務上,著急的父母為了將孩子趕快拉回原來的軌道、往往急著幫孩子找理由,而忽略了這些都是求助訊息。
面對子女出現傷害等行為時,父母會自我安慰只是「不小心割到」、「只是開玩笑」、「只是孩子們在玩而已」,淡化事件嚴重性,失去一次次可以及早介入的時機,而忽略了了解孩子背後深層感受與內心世界的機會。
但在現代多元又講求個人隱私的環境下,很多時候當事人如果沒有主動求助,父母及師長是很難發現孩子的異樣。因此如何發掘需要介入協助當事人存在,是需要一整套社會資源體系的建構,社會安全與個人主體性上如何取捨,就如同美國「禁槍」議題一樣,這需要社會共識及相關資源介入,否則光靠父母、師長培養敏感度所建立的基礎仍是薄弱的。
當前現況,如果在校園裡,當發現孩子有異狀時,多是由學校輔導室介入,但是遇到特殊的案例,往往會超出這些專業人員的範圍,學校輔導室對處理校園與學生事務是專業,但對特殊狀況也有其局限。現在,各縣市皆設立自殺防治資源作為後續介入的專業單位。但對於其他特殊議題與情況,也非常需要建立後續專業的介入的整合資源。
筆者認為,絕大部分的父母其實都是努力想善盡自己的職責與角色,如果父母知道可以怎樣幫助孩子,想必一定奮不顧身的協助。
問題就在於父母的角色容易陷入當局者迷的困境中,諸多社會事件很多時候都將焦點放在父母做了些什麼,過於苛責父母,卻忽略現今社會是開放且多元的,不管父母再怎麼做都難保不出事。所以,透過此次事件,正好是對現行社會文化重新審思的機會,也是呼籲建構專業資源體系的關鍵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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