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原罪的幸與不幸(之十一)

台灣史

【張芷雁 中國時報2013.03.02摘要】在滿洲國的台灣人，有的雖然逃過蘇聯紅軍的浩劫，逃過國共內戰的砲火，幸運地回到台灣，卻不幸地死在228事件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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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3號，26艘美軍登陸艇，從福州的馬尾港航向台灣。在這個接收隊伍裡，有幾位台灣人也跟著風光返鄉，他們是早年參與中國抗日的台灣菁英，連震東與謝東閔。他們和國民黨共同抗戰的經歷，讓他們成為協助國民黨接收台灣的重要角色，被人們稱為「半山」。

而在日本時代，那群同樣也是協助滿洲國執政的台灣人，戰後卻像逃難般倉皇回到台灣。隨著船逐漸駛近，映入眼簾的，卻不是記憶中的風景。對出生台灣，隨著父親郭輝到東北長大的郭孚瑜來說，眼前的基隆港，竟是熟悉的陌生感：「我一踏上基隆的土地，腳就軟了。眼前這個我想了這麼久的台灣，沒想到這麼小，竟一間樓房都沒有。」

在滿洲國完成學業的郭孚瑜，只會說日本話，回台灣之後經常被誤會成日本人。而在東北就讀小學的謝文昌，回到台灣後，卻因不會唱「國歌」而被要求降級重讀：「我36年底回到台灣，在豐原念小學，那時候老師考我唱國歌，我就唱了滿洲帝國的國歌，老師說那個是偽滿的國歌，不許唱！於是我只好接著唱日本國歌，老師又說不行！

我突然想到共產黨的『起來，起來』，我也會！沒想到老師受不了了，問我怎麼就是不唱『青天白日』？我說那時候一天到晚打仗，只有一年給國民政府管，我才唱過兩三次，早忘記了。結果我就被降級了。」由此可見戰亂給當時仍處學齡的孩子，在國族認同上這件事上面，造成多大的影響。

日本投降後不久，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和從滿洲國回來的人有著同樣擔憂的，還有曾經和日本關係緊密的台灣仕紳，以板橋林家為首，在日本少壯派的慫恿下，召開了一個祕密會議。

「那時日本已經投降，從日本來的軍隊也好，這些日本人大概人口也有5、60萬，想想他們在台灣待了半世紀以上，離開日本已經三代，回去也找不到親戚，所以我們台灣的軍人想，如果我們宣布成一個獨立國家，也許就能避免被遣送到日本去。

有了這種想法以後，便需要幾個台灣代表性的人物加入，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他們就找了辜振甫、許丙，發動的是這些少壯派的參謀。」辜寬敏描述的是台灣光復後，著名的「謀議台灣獨立案」。這些和日本關係良好、擁有滿洲國經驗的台灣人皆因此遭到逮捕入獄。

1947年2月28號，台灣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反抗政府的228事變，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台灣人民、捕殺台籍精英事件。

此時，從滿洲國返台的花蓮醫生世家張七郎家族，總共4人，也成了國民政府的首要目標。張七郎的孫子張安滿說：「那時候聽說國民政府要在花蓮縣抓10個人槍斃，每一個人聽到以後都藏起來，只有我們張家不信邪。」1947年4月4號，距離風聲不出3個月的時間，張家父親張七郎、長子張宗仁和么兒張果仁便遭到槍決。

張安滿想起母親說起這段悲痛的家史時，依舊激動不已：「那時候我才3歲多，我母親揹著我，水一沖頭髮就逃出來了。祖父很多骨頭都斷裂、父親是臉被刀割，可能是刺刀，那個臉皮據母親講都已經爛開了。叔父則是肚子被劃破，腸子外露，每個人還身中兩槍。」

張七郎曾不惜鉅資，掛上歡迎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門聯，滿心歡喜地迎接國府。誰又能預料到張家迎來的竟是一場家變，成了228事變的槍下冤魂，他們返鄉服務的心願，隨著被奪去的生命，化為泡影。

「絕大部分到過滿洲的台灣人，不管謀生或是行醫，都不知道『我是中國人』。只是知道日本人戰敗了，離開台灣了，我們要回台灣、為台灣人做事、為自己的鄉親做事。」

在滿洲國的台灣人，有的雖然逃過蘇聯紅軍的浩劫，逃過國共內戰的砲火，幸運地回到台灣，卻不幸死在228事件槍下。有的台灣人則被檢舉為漢奸，鋃鐺入獄。但卻也因此逃過228的劫數。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社會對於228遇難人數說法仍不統一。但可以確定的是，有從滿洲國返鄉的台灣人，在228事變中遇害。這樣的結果，讓這些有滿洲國經歷的台灣人人人自危。

當台灣正因清鄉運動掀起腥風血雨之時，1947到1948年，國共內戰的戰火愈演愈烈。留在長春的台灣人劉福順歷經了國共之間最險惡的圍城之戰??「長春圍城」。「共產黨利用戰術把國民黨圍在城裡了，老百姓也不能出去，把那裡頭的糧食都吃光了，國民黨的飛機投糧補給過來，也沒多少，那時候我的腿因為營養不良都腫起來了，也只能靠吃高粱米過日子，一個人吃一碗。能活過來就是萬幸了。」

那些帶著滿洲國經歷留在東北的台灣人，保守估計至少1千人，成為中共建國後相當特殊的一群。他們選擇留在中國的原因很多，但相同的是往後留在中國的命運，已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