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ystian
Zimerman plays Mozart Sonata No. 10 in C Major, K 330 (Complete)
【摘要2019.7.3.蘋果
陳心怡】1995年電影《少女小漁》為剛出道的劉若英摘下人生第一座影后，1998年電影《天浴》不僅是金馬獎至今唯一的大滿貫，即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改編劇本等重要獎項全都囊括的紀錄保持者，當年僅17歲的李小璐也仍是最年輕的金馬影后。
這兩部電影的共同點是原著皆出自享譽國際文壇的華人作家嚴歌苓之手，《少女小漁》是她第一部搬上大銀幕的作品。1989年赴美留學的嚴歌苓，相當關注在美華人新移民於異鄉奮力生存時，遭遇的東西方文化及道德差異等衝擊，《少女小漁》就是以此背景展開的故事；這故事吸引了曾以同樣背景為創作題材的導演李安。
當時李安撥電話給嚴歌苓，希望可以獲得授權改編電影，「我孤陋寡聞，不知道他誰，就說你幹嘛的？他說他導了《囍宴》，我馬上回他，我喜歡那部電影啊！」嚴歌苓笑說，從此之後，她就不用再辛辛苦苦去打工，「一直寫作就好」。
但嚴歌苓對於創作，可是一直都是寫作效率與品質兼顧，40年來未曾間斷，「有評論家叫我寫慢點，因為我寫得比他們讀得還快。」嚴歌苓彷彿天生注定要吃這行飯。
剛到美國的嚴歌苓已是30歲的「資深」留學生，言語不通加上文化隔閡，「我什麼都不會，連水龍頭也不會開，很悶卻說不出來，敏感到任何事情對我都會造成創傷。」那些移居美國華人的酸楚、卑微與韌性，嚴歌苓逐一化為文字，短短幾年中，她寫了《海那邊》、《紅羅裙》、《扶桑》、《人寰》等作品，囊括台灣的重要文學獎。
嚴歌苓的眾多小說作品在台出版，暢銷也長銷，她在台灣文學圈有許多老朋友，2006年還曾隨美籍外交官丈夫勞倫斯派駐美國在台協會，定居台北3年。「我特別愛台北！」嚴歌苓眼裡的台北是座不浮躁、不用在乎別人只需專注自己的城市，「跟我很像，我不愛社交，也不想別人認同我，台北也有點像巴黎」。
她的日常極為規律，一早起床煮兩杯咖啡後便專心寫作，5、6個小時後告一段落才張羅午餐，下午留給游泳與閱讀，晚上則是看電影的快樂時光。網路社群當道，很多人都藉此經營自己，嚴歌苓卻興趣缺缺，連平時對外聯繫都是由嫻熟中文的丈夫代勞。
這回她應台北文學季之邀來台，從柏林飛抵台北，本來擔心需要調整時差，沒想到長年以游泳保持身材與體力的她，休息一晚後，翌日上午就神采奕奕跟我們一起造訪紀州庵古蹟；從她窈窕的體態、中氣十足的表達，完全感受不到她已年過六十。
紀州庵園區的雅致氣氛相當吸引嚴歌苓，當她脫了鞋踩在榻榻米與木質地板上，樂得跟個小女孩似地直呼：「這裡好美！」我想起她曾在文工團跳了8年舞。
「老師，可以表演一下，讓我們欣賞嗎？」我貿然提出請求。「行啊！」她的爽快令我意外。下一秒，便開始了全身的律動，在地板上飛舞。
1978年爆發中越戰爭，缺隨行記者，因無人願意上前線，嚴歌苓便自告奮勇。說是前線，因嚴歌苓是女孩，也只待在野戰醫院。她每天目睹斷了胳膊、傷了腿、燒焦不成人樣的傷兵抬進來，醫院瀰漫著濃濃血腥味，那味道嚴歌苓至今揮之不去。
嚴歌苓生性內向，甚少主動與人攀談，看到這些與她年紀相仿的傷兵，她更說不出話來，所以她沒法著墨面對面的採訪，3個月的戰地記者生涯只完成一些側寫。看似成果不豐，但嚴歌苓意外發現自己有文字潛力，「腦子比四肢好用，潛伏基因瞬間爆發，一夜之間我就成了作家」。
但無論是舞台上的明星還是作家，在在都證明她是父親與母親的DNA結合。來自書香世家的她，爺爺嚴春恩是留美博士、翻譯家，父親蕭馬（本名嚴敦勛）是著名作家，嚴歌苓從小由父親帶著讀書認字，文革後，學校去不了，父親的書房成了嚴歌苓唯一的遊戲場，「那裡什麼書都有，很多都是爺爺留下，《西廂記》、《唐璜》、《戰爭與和平》都看，愛情、歷險、生死、偷情也讀，小時候不懂，就囫圇吞棗，但那些亂七八糟讀的東西在潛移默化中滋養我」。
嚴歌苓的生母賈琳是劇團台柱，在嚴歌苓的記憶中，父母總是吵不停，「生活在一個作家與演員的家庭裡，父母老有愛情危機，他們一有波動，我就特別敏感。」因父親外遇，她曾試圖幫母親挽回父親，但終歸徒勞，兩人離異後，父親娶了舞蹈家俞平為妻。
因生母與繼母都是耀眼的表演者，嚴歌苓11歲時，父親便送她去學芭蕾，後來因中共的徵兵制度，為了讓哥哥繼續升學，年僅12歲的嚴歌苓只好選擇從軍，進入文工團後繼續練舞。
父親在文革中被打為右派，嚴歌苓年紀雖小，卻明白言行舉止要謹慎，「不能用文謅謅的詞彙，免得被說為小資、黑五類，我很敏感，不能出錯。」那個扭曲人性至極的鬥爭環境再度強化她的敏感個性，「文革是人性的大舞台，平常看起來體面的人，在這舞台上都會露出可怕的模樣」。
嚴歌苓兩個受過教育的阿姨都在文革中自殺，一個走了，一個未遂，被救活的阿姨被視為畏罪自殺，沒資格住進病房，只能躺在走廊，全身赤裸插滿管子，僅一條被子蓋著，當她全身痙攣踢開被子，所有人都會圍過來看她的身體，還有人故意把菸頭掉在被子上，然後拿起來抖，「阿姨光溜溜的身體露了出來……」這些帶著酸澀、惡毒、軟弱、虛偽的人性，都在她的小說裡反覆呈現。
了解嚴歌苓人生經歷的讀者，往往會在作品中看到嚴歌苓的影子：小說是否反映她的真實人生？「百分之90虛構。」嚴歌苓說的直截了當。她以《陸犯焉識》為例解釋，雖然主人翁陸焉識的原型來自祖父，她也確實針對那年代食衣住行乃至服飾品牌、化妝品等進行田野調查，但人物與故事脈絡是創造來的，「虛構能力是決定小說家能走多遠的成敗關鍵」。
十年文革，最讓嚴歌苓驚悚的記憶是自殺。曾有一對老夫婦跳樓而死，她經過時現場已處理完畢，僅剩地面留有兩個因撞擊而產生的坑，突然間，很多五顏六色的糖果紙從天上飄下來，「當時糖不好買，我想像是他倆決定自殺前吃掉所有買來的糖，當風一吹，糖果紙很像蝴蝶在飛。我不斷想起這件事，就越不覺得恐怖，反而變成浪漫愛情故事，這已完全抽象，跟當年的真實不一樣。」嚴歌苓深信，因為記憶不可靠，虛構才有空間，藝術也才得以發生。
「我7歲就開始撒謊，後來變成小說家。」她幽默地把謊言與虛構連了起來，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經常會找作家、藝術家的子女刺探口風，審查這些成分不好的階級是否有反動思想，嚴歌苓反應快，「我都說我爸在背毛澤東思想，我成了撒謊者，因為撒謊才能保護自己的家庭」。
後來她嫁給美籍外交官時，因多年的從軍經歷挑起了美方敏感神經，被FBI找去測謊，「我撒謊你能聽出來？」嚴歌苓抱著挑釁想試試，但因丈夫抗議，最後取消測謊，「我沒機會看到測謊機器會不會爆掉？」原本緊張的事件，被她調皮一說，成了趣事。
這些本是沉重、黑暗的生命經歷，在嚴歌苓持續寫作的過程中，不斷拆解、重組、昇華，淬鍊成一種美學。即使讀到嚴歌苓筆下人性的醜惡面，我們也不會撻伐主人翁，反而會有更多的同理，如《扶桑》裡的扶桑與大勇，表層是妓女與惡徒，但同時也是愛情聖女和英雄。
嚴歌苓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數量是文壇第一，之前住在台北時，才準備創作的《小姨多鶴》，片商一聽到故事，顧不得她連一個字都還沒寫，就買了影視版權，「這樣我就有經費到日本做田野調查。」嚴歌苓講得輕鬆，但像她這樣備受影視青睞的作家真的不多。
擁有深厚古典文學基底的嚴歌苓很重視文章的聲韻、節奏與畫面，「古詩古詞很視覺化，我希望人家看到我的文字就會看到畫面。」至今，被翻到發黃的《唐詩》與《宋詞》是嚴歌苓走到哪帶到哪的書，擺在案頭，就像定音器一樣，讓她寫作時的節奏更順暢，「如果讀起來不順，肯定是節奏有錯。」
嚴歌苓寫作前會進行田調並大量閱讀史料，這是最花時間的階段，一旦進入創作，時間不會超過3個月，「我急性子，希望3個月以後就可以玩啦！」
當評論者試圖把她定位是女性主義作家、美國新移民文學代表或是其他，嚴歌苓都選擇忽略，她連自己的小說都不會回頭看第二遍，除非要改編劇本。
「我不看別人的詮釋、也不管別人怎定位，因為這會升起很強的自我意識對抗，創作者一定要混沌這狀態，否則就會被影響。畢卡索之所以能一直創作，就是處在天真享受創作快樂的過程，如果一直聚焦評論，那是折磨自己也耗損能量」。不管外界，那麼自己來談最滿意的作品？
「答不出來，因為講這部，那部會不開心，都是自己生的嘛，一直回想之前的創作，就寫不了下一部……所以我最愛的是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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