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決定 誰是騙子嗎？

Glinka - Ruslan & Ludmila Overture - Mravinsky Budapest 1962

【摘要2018.10.6.蘋果 吳景欽】《屠殺》一書作者葛特曼來台開記者會，稱台北市長柯文哲，是帶人至中國器官移植的中間人，更質疑至對岸教授葉克膜技術，在助長活摘器官之惡行，並因此指其為騙子（liar）。

柯市長已委請律師對葛特曼提起妨害名譽的告訴，藉此宣示自我的清白。惟司法真能決定誰是騙子嗎？

根據《刑法》第310條第2項，意圖散布於眾，而以文字、圖畫等方法，指摘或傳述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罪屬告訴乃論，刑罰也不重，故誹謗罪的重點，就非在處罰，而是藉由刑事司法程序，來還原真實。所以，依據同條第3項，如果被告就其傳布之事，能證明為真，就不罰。 

只是如此阻卻刑事不法的規定，就算先撇開真假如何判斷的千古難題不談，卻仍有很大的法律爭議存在。因被告於刑事程序上，乃享有緘默權的保障，致不負有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故《刑法》要求其須證明陳述之事為真，才能阻卻不法，就是有罪推定，也等同免除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致嚴重侵害被告的不自證己罪權。 

尤其於記者追蹤報導公共事務之場合，若要求須查證至真實無疑之程度才不會觸犯誹謗罪，就可能產生寒蟬效果，致使諸多遭掩飾的弊案，難以被揭發。

故於2000年，大法官所做出的釋字第509號解釋，即沿襲196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蘇立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裡，所建立的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原則，即行為人雖無法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有相當理由確認為真實，即非屬惡意，就不可以誹謗罪論處。

也因此，就葛特曼所寫的《屠殺》一書及其陳述，皆屬訪談所得，更有加入個人主觀評價者，要證明其中的真實性，顯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本於大法官解釋之精神，且從其欲揭發中國殘害人權之情事，並確信其所掌握資料為真，自不能論以誹謗罪責。

如此的結果，既凸顯出現代法治國家給予言論自由的最大保障，也代表現今於誹謗罪的審理，目的不在證明被告傳述之事是否為真、是否為騙子，而在其是否基於善意。 

更麻煩者，還有程序進行的問題。因被告是外國人，且所涉誹謗罪，並不屬於重罪範疇，司法機關幾乎不可能對之限制出境。故一旦其回國，就得面臨不便利法庭之挑戰，即因被告不出庭，致使刑事司法程序陷入停頓。所以，就算司法程序能辨明真與假，以及誰是騙子，必也會是遙遙無期。

葛特曼與柯文哲，原本該是共同揭發中國殘害人權惡行的盟友，如今卻須在台灣，相互指責對方說謊。只可惜，希冀司法來決定誰是騙子，於法、於現實，都是可欲不可求之事。 

PS：

1.        柯文哲只要就他個人所知，說清楚中國一年有多少人被活摘器官，這就是國際超級良心，馬上有國際高度，可以選總統，也不影響市長選情。

2.        但是柯文哲對這種事漠不關心，也沒有四處打聽，因此被他人說，缺乏良心與正義感，這也是理所當然。

3.         政客的政見跳票，就是一種說謊。從台北市社會宅的政見跳票，就可以看出（冰山一角）他確實有說謊的生活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