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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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5.26.蘋果】蔣經國逝世逾30年，至今仍是對台灣影響最大的領導人之一。蔣經國一生曲折，15歲即赴蘇聯留學，返國後蔣介石擔心兒子受共產思想影響太深，要他寫下在蘇聯的所見所聞，蔣經國就這樣從1937年5月開始寫日記，寫到1979年12月底因健康不佳、視力惡化才停筆。
2004年蔣家家屬將兩蔣日記送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暫存，2006年《蔣介石日記》對外開放，成為全球華人與學術圈一大盛事。原本《蔣經國日記》要接著公開，因家屬成員對日記所有權發生爭議並引起訴訟，拖延到今年2月3日才正式開放。
資深媒體人黃清龍不遠千里從台灣飛往查閱，由於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兩岸學者臨時取消行程，黃意外成為全球第一位入館查閱日記的人。《蘋果》取得黃清龍授權，獨家披露這些珍貴史料，系列報導今明兩天刊登。
《蔣經國日記》最受關注的是1949年政府遷台後，蔣經國參與很多敏感、機密的工作，包括重大的軍事、情治、國防、外交決策等，特別是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中壢事件、台美斷交及美麗島事件等，日記的公開有助於了解這些重大事件背後的祕辛。
誠如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指出：「蔣經國的日記不只是個人的日記，相當程度也反映出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史。」
【台美斷交】「奇恥大辱」數夜未眠 日記揭母子鬥爭內幕
上世紀70年代台灣政經環境面臨劇烈變化，內有黨外運動崛起，外有美台斷交的衝擊，加上對岸中共開始改革開放，逐步加大對台統戰攻勢，對蔣經國構成無比沉重的挑戰。
筆者翻查他在這段期間寫下的日記，裡頭充滿著起伏情緒，尤其擔心軍心民氣受挫，因此必須強自鎮定，處變不驚。但他也會有心慌軟弱的時候，嚴重時甚至想要一死了之，身心之煎熬與苦痛實非外人所能想像。1978年12月15日午夜，美國大使安克志奉命緊急求見蔣經國，告知卡特總統幾個小時後即將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蔣經國從夢中被叫醒，得知後憤怒不已，日記寫下：「美國大使於十六日清晨二時謂有極緊急事要求來見，果不出所料，通知美國將於六十八年一月一日承認共匪，同時與我斷交。當即以嚴肅之態度向其提出最嚴重之抗議。內心憤恨痛苦，事已至此，身負重責，只好以理性處理此一大變。」
與美斷交對當時的中華民國來說，是繼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再一次的外交重擊。美方堅持未來雙方為非官方關係，台灣必須設立協調委員會，在美大使館降為駐美辦事處。
蔣經國視此為「奇恥大辱」，接不接受、躊躇再三，為此而心意不寧，數夜未睡，只因「擔心做錯決定，誤國誤民」。日記還揭露他與蔣夫人宋美齡及孔令侃之間的「鬥爭」經過，此事過去只有耳聞，日記提供最直接的佐證。
宋美齡原是國民政府對美外交主導者，孔令侃則是她的代表。蔣經國深知宋美齡的關切，因此早在1978年底美國通知即將斷交時，即隨時以函電多次向遠在紐約的繼母報告最新情勢。1979年2月10日，蔣經國接到宋美齡函電，電文稱：
「《紐約時報》二月九日報導……，我方已自動在華府開始籌備協會，接受美方強求之請，閱後驚訝不已。……幸此問題尚在全參會開會時，承可否決之。……現在此間情緒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傾向於我為挽救誤會，負責商討者應公開引咎向政府提出辭呈，以謝國人。如此彼等即復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輩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
……可預測者即是形成臺獨國內借題發揮之暴動騷擾，繼之造成之禍害美方推卸責任，托詞謂大陸用武力統一者已非中華民國而是臺灣國也。美對伊朗之保障乃前車之鑒。余向來對銖細末事均可採取或容納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對中華民國之存亡大關鍵無可圓融，志不可奪，即其欲逐余離去亦由之，且引以為革命者之殊榮。母。」
這封函電責備之嚴厲、用語之赤裸，堪稱前所未見，也把蔣經國與宋美齡之間勉強維持的禮貌關係給撕掉了。函電說的正是讓蔣經國為之忐忑不已的、接受美方要求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大使館降為辦事處等問題，宋美齡認為這是攸關中華民國存亡的大事，無可通融，且要求負責談判的楊西崑等辭職以謝國人，否則將成為今之曹汝霖、章宗祥，這等於在罵蔣經國是賣國賊了！
蔣經國接到函電後，心情極度惡劣，2月14日記載：「歲寒心更寒。“紐約”意氣用事，來電責備對於中美談判不當。對於此事之處理至感苦痛，但是我不得不以良知為主，國家利益為重，而不可奉迎為之，個人之榮辱不足計也。」
2月24日記：「中美交涉至今，所受壓力之重可謂為生平所從來未有者，一方面為求國家生存發展，一方面為維護政府與民間利益，不得不往返折衝，而美方挾其不可抗拒之氣燄相要脅，以我目前脆弱之交涉地位，實乃忍受。至於想運用國會來改變卡特之根本態度，乃為不可能之事。所以不得不面對現實而作一決定，以免夜長夢多。」
2月25日又記：「紐約來電對於政府處理中美關係之不滿加以責備，用詞甚嚴，初讀之甚為激動，竟夜未眠。次日自問心安理得，一切只好聽之於天矣！今日又有國內反對份子之搗亂，處理不易，我心苦矣。」隔天日記還感嘆自己「生來就是一條苦命。」
接著是二月「反省錄」記載：「此時乃鬥志而不可鬥氣，大丈夫能屈能伸，作打落牙齒和血吞之準備。此時對外在求得一較無損於立場與實質之解決，對內則求軍民與政府一心，海外與國內一德，此一雙重責任不為不重，心當殫智竭慮悉力以赴。美方袒匪抑我，已為一時無可改變之局勢，此時不得不下定決心以維護不絕如縷之實質問題。」
但「紐約」給予的壓力，仍讓蔣經國遲遲無法釋懷。當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奉派赴美善後，蔣經國對他的任勞任怨，經歷這一次很大的考驗後，對他亦有了多一層的認識。3月4日記：「西崑談起孔令侃和他的對話，極感憤怒。孔某不講理、無情無義到如此地步，非人也，令我想起多少孔宋禍我國害我家之往事，本來不想再算舊帳，但是何能忘耶！」
3月4日是宋美齡生日，蔣經國特別派蔣孝勇去拜壽，以表心意。蔣孝勇回來後向他報告拜壽經過，3月18~19日記：「誠心善意派勇兒赴紐約拜壽反被辱罵而返，斷非我始料所及。如此無情無義、無理取鬧、借題發揮在與政治毫無關係的小孫身上，如何不令余痛心？.............孔家之陰魂一天不消滅，我蔣家就沒有一天安寧了。」「想起父親一生受孔宋二家之氣不知多少」
隔天又記：「閱讀自中美斷交以來，我和“紐約”的來往之函電，再加以檢討，在公在私皆無錯誤，一切措施都是以黨國利益為先，經過深思之後所決定的，於心無愧、心安理得、無所憂矣，何必自討苦吃。」 雖然自認「於心無愧、心安理得」，但此事已成蔣經國的心病，3月21日記：「想起勇兒在紐約被侮辱之事，越想越氣憤，身為長輩如此無禮又無理、無情又無義，幸虧欠在彼而不在我，可以寬心矣。不過不知何故，總是想不開，這是一個死結，只好聽其自然。」
3月23日記：「想起父親一生受孔宋二家之氣不知多少，我今日所受之氣與之相比較，那就算不了什麼。自問從父親大去之後，小心翼翼，無時不以國家之利益計，且已盡我之心與力矣。」3月26日記（記於病中）：「接著3月12日從紐約來信，語無倫次，我實不知究竟得罪什麼，再三思之，難以身解，自問無愧於心。小人難以對付，再加上是小人中的小人在一起，則更為難矣，痛哉。」
3月27日記：「“紐約”情緒問題，完全由孔家之二個小人導演而成、挑撥而起，破壞我家之和，為之惋惜，亦為之憤激。」
3月31日記（深夜記於病中）：「“紐約”方面不只是對外交政策不滿，而且對我有很深的成見，並含有算舊帳之意。此一家乃起因於我自俄返國之時，發展到今日似已無挽回可能了。不過仍將繼續以忍人所不能忍精神再試之，以無愧於父親在天之靈。」
最終蔣經國不受蔣夫人約制，毅然做出「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決定，也讓台灣此後仍能和美國維繫實質關係。雖然如此，斷交這件事仍然像個無法癒合的傷口，隨時讓他感到痛楚。4月11日記記載：「卡特簽署台灣法案，今天應訂為雪恥日。」
4月底的本月大事記：「美軍已完全撤離，一切都要靠自己。」 並提到「數月來常在夢中見父親，每次從夢中醒來，感念殊深，而再不能眠矣。」
蔣經國是個性格複雜的人，喜歡接觸群眾【摘要2020.5.26.蘋果】在民間感覺很親切，卻又不讓屬下掌握他的心思，顯得恩威難測。在他1977年12月17日記有這麼一段記載：「有人說，一般人對我的印象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畏懼，第二是敬畏，第三是仁慈。......其實不論別人如何想法和看法，蔣經國還是蔣經國。」
另在1978年2月3日的日記也提到：「朋友和幹部肯向我直言而說真心話者，少之又少，幾乎可說是沒有，一切都靠自己的良知去猜，這是多麼危險。凡事順我而言者，非善類也，而敢逆我而言者乃是良友。必須近君子而遠小人。」
《蔣經國日記》有不少他臧否黨內人物與黨外人士的記載，而關於蔣經國的用人，坊間有許多研究與討論，其中一個讓大家議論不止的問題是：蔣經國為何選擇李登輝而不是林洋港擔任副總統？
畢竟林洋港是當時最炙手可熱的台籍政治菁英，而且每個重要職位都走在李登輝前面，包括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都是林走李接，政壇上因此有「望洋興歎」之說。但1984年第七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時，蔣經國提名當時的台灣省主席李登輝為副總統，而非時任內政部長的林洋港，兩人的政壇追逐之路就此轉向。
關於這個問題，坊間有許多傳說，包括：林洋港省主席期間，把官派的農田水利會總幹事改為民選，不再受政府制約，蔣經國大表不悅；林洋港省主席期間，把新竹市與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造成官場紛擾不和，閣揆孫運璿要求收回，他卻以辭職威脅，給蔣留下此人難以駕馭的印象；
林洋港內政部長期間，在立委面前承諾3月內做到鐵窗消失，造成政府威信受損，給蔣留下此人辦事說話不穩重的判斷等。甚至還有人拿他省主席時訪日受到元首級規格接待，因「帝相暴露」遭忌以致無法更上層樓。
翻閱《蔣經國日記》發現，早在1978年林洋港剛擔任台灣省主席不久，蔣經國對林洋港的評價就十分有保留。1978年6月27日記記載：「林洋港之為人，逐漸可以發現其好名善變，不可不防。」 當時林洋港剛從台北市長調升台灣省主席，應是蔣經國極為器重的人物，蔣卻在日記指林「好名善變」，提醒自己「不可不防」，十分出人意料。
接著在7月29日，蔣又記下：「林洋港初任省主席，由其言行可以發現，此人沽名釣譽，好大喜功，不但難成大事，恐將害事，密切加以注意。」 至於是什麼事情讓蔣經國對林洋港留下「沽名釣譽、好大喜功」的不良印象，日記中並未敘及。不過戒嚴時代權力來源繫乎強人一念之間，阿港伯雖然憑藉幽默風趣贏得媒體好感，卻可能適得其反地犯了當權者的大忌。
到了8月12日，蔣經國在日記記載：「林洋港有才能，但是在品德方面不夠正直，在緊要關頭恐怕把握不住，應深加注意，時加考核。」 至此，蔣經國對林洋港可說已經定了性，政治之路很難再往上攀升了。
相較於對林洋港的疑慮與防備，蔣經國對李登輝則是欣賞有加。從1972年李登輝入閣擔任政務委員，到1979年李登輝還在台北市長任上，《蔣經國日記》中與李登輝有關的記載如下：
1972年5月31日，蔣在日記中寫下新內閣名單時提及李登輝的名字，6月2日他寫道：「接見新任政務委員李登輝，談得很投機，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 1978年4月9日記：「行政院人事難做最後決定，初步擬以運璿為行政院長，繼正為經濟部長，登輝為省府主席。」
1979年3月13日記：「約台北市李市長查詢市政，並作數項指示。（醫療、交通秩序、自來水、公共交通工具等）。李市長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 1979年4月28日記：「中午在三芝李登輝家鄉餐聚。」
1979年5月8日記：「上月廿八日約了幾位朋友，在三芝鄉一所古廟中聚餐，由李市長作主，吃的是台灣家鄉菜，談笑甚樂。」
1979年9月24日記：「由於台北氣氛之煩悶，人事之困擾，於上週四晚間約昌煥、登輝從基隆出海，先至東、西莒，經南竿、東引返航，兩天海上行，身心至感愉快，實為難得之時日。」
由於《蔣經國日記》只寫到1979年底，外界無法從日記中察看1984年初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的心路歷程。不過當年在給國民大會的提名書中，蔣經國寫到李登輝時，曾有「少時即痛心邦國為日人侵凌，富有民族意識」等文字。隔天2月16日蔣經國還函電宋美齡：「李登輝同志各方反應亦深以為得人。」
李登輝和蔣經國青年時代都曾是懷抱理想的共產黨員，都熟讀社會主義理論著作，經歷過共產黨的組織生活，背景相似。李的學歷高，能力強、為人聰明又謹慎，深得蔣經國賞識和歡心，將李安置身邊，多方提攜教導，並在蔣經國逝世後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本省人總統。
【摘要2020.5.26.蘋果】擁有核武對台灣來說，已經是一個過去式的議題；自1988年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所副所長張憲義被美方策反叛逃後，台灣已經不可能再發展核武。
美方禁絕台灣發展核武，主要是擔心一旦兩岸都擁有核武，可能出現區域性核武競賽，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其實早在1970年代後期美國就曾突擊檢查台灣中山科學院，發現台灣正在祕密發展核武，於是施壓蔣經國要求必須停止核武發展計劃。
此事過去少見披露，筆者發現《蔣經國日記》1978年有所記載，當時蔣和美國大使談得很火爆，雙方不歡而散。為此蔣經國還遷怒於侍衛長，把他痛罵一頓。之後蔣經國決定向美方讓步，承諾研究核能限於和平用途，並同意接受美方查核。不過，這顯然是在欺騙美方，否則就不會有10年後的張憲義事件。
2016年張憲義接受中研院研究員陳儀深訪談時透露，台灣為了規避美方查核，曾另外建立一個系統來發展核武，今年3月剛過世的郝柏村則是核心人物。當然，背後還是得有蔣經國的支持才行。
先來回顧台灣發展核武的經過。1953年底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公開發表《原子能和平用途》演說，其中提到了分享核能技術的主張，蔣介石受此鼓舞，決定以和平用途為名，研發核武。
1956年1月，清華大學在行政院的規劃下在新竹復校，第一年就創設「原子科學研究所」，陸續聘任國際知名物理學家吳大猷以及放射和核子研究專家孫觀漢等學者來台任教。同時，清華大學以實驗為名，向美國奇異公司購買了一座實驗用原子反應爐，軍方也開始派人報考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
除了積極培養人才，蔣介石也暗中尋求外援。1963年，蔣介石邀請以色列核彈之父伯格曼密訪台灣。伯格曼到台灣後，建議蔣不要單獨發展核武，而應當核能、核能電廠、核武器、飛彈4項並舉。蔣介石十分贊同，責成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蔣經國進行籌劃。
依照伯格曼的建議，台灣的核子研究同時布局在核武和民生用電。但大陸研發核武的速度更快，1963年10月16日，大陸在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了第一枚原子彈，成為第5個擁有製作核武器能力的國家，對台威脅也大大提升，大受刺激的蔣介石開始約見台灣核能專家，探討核武發展。
1965年，蔣介石下令組建隸屬國防部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以及直屬行政院編制交由中山科學研究院管理的核能研究所。1968年，蔣介石再次下令以清華大學的教授為核心，推動「新竹計劃」，準備全力發展核武。
但因吳大猷等學者的反對，為了安撫這些學者，防止消息泄露，軍方只好另起爐灶。加上1968年，聯合國通過《不擴散核武條約》，交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嚴格監控各國，並禁止核武器買賣和製造。導致新竹計劃剛一起步就夭折。
蔣介石仍不死心，下令軍方啟動「桃園計劃」，由中正理工學院畢業生為主的軍人擔綱實施，張憲義是在此時參與核武計劃研究。1969年7月，中山科學研究院正式運作，下轄核能所、火箭所、電子所和化學所。核能所向加拿大購買了一座4萬千瓦的重水式原子爐和鈾燃料棒，使中山科學研究院具備了產製核燃料的能力。
這一時期，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研發核武行動如火如荼，火箭研究所展開自製飛彈研究的「雄風計劃」，核能研究所也以科學研究為名，行提煉核彈原料鈽239之實。1972年和1974年，台灣先後2次從南非各進口50噸的鈾礦，由於數量龐大，引起美國懷疑。
1976年底，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原子能總署派人突擊檢查中山科學研究院，發現核燃料棒數量短缺，還意外發現台灣祕密建造可以提煉鈽239的一間熱反應室。儘管多年來蔣氏父子始終否認，但此次證據確鑿。美國於是透過政治、經貿和外交施壓。1978年，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所的熱反應室被迫關閉。
1978年9月15日《蔣經國日記》記載：「近來美國竟阻止我發展已有成就之雷射研究，思之再三衡量輕重，決定忍痛接受美方之強求。國內外處境如此艱困，不得不以忍辱負重和委曲求全的負責精神以處之。」
日記所稱的「雷射研究」應當就是指核能研究，此前在9月9日美國大使求見蔣經國，要求停止核能之研究發展，兩人談話過程在9月19日記載如下：「此事本已無理蠻橫，而該大使又是拖泥帶水說個不停，使我氣憤之情無法壓制，不耐之意形之於外，並責美方自欺欺人，匆匆結束談話，雙方不歡而散。」
蔣與美國大使談得不歡而散，日記中說「此種情形之出現，乃是將近卅年來和美方談判以來的第一次。」 不僅如此，9月11日他接見日本議員訪問團，惱怒的情緒仍沒有消散，日記中記載：「看見這些人就深感厭惡，但在談話中盡力自我壓制，以顧“大體”。但是由於氣憤在心，遂指日本根本是在推動落井下石的小人政治，恐怕發大火所以草草結束說話。」
9月11日的日記還記載他為了不滿警衛方面之種種措施，一早在辦公室痛罵侍衛長，「怒氣之盛為數十年來所少有，事後思之，甚為後悔，因有失統帥之尊嚴也。」 可見他對發展核武之事有多重視，被美方阻撓讓他氣憤萬分，甚至遷怒於日本客人及自己的部屬。
美國人的鴨霸不只這一樁，當時台灣為了獲得飛巴黎航權，有意向法購買民航機作為交換，美國波音公司於是游說美國政府向蔣施壓：「法國可以給你們航權，美國亦有權撤銷你們的航權。」10月15日蔣在日記記下：「帝國主義之盛氣相威脅，吾人無時不在受美帝的氣，不知將忍至何時？」
蔣經國對美國氣歸氣，台灣畢竟還要依靠美國，10月24日日記記下：「決定接受美國派專家會同研究核能和平用途，以及放棄向法國購買民航機之議，此乃對美之讓步，如此另有所求也。」所謂「另有所求」，可能是指與美國的邦交問題，當時美國與中共的建交談判進展快速，蔣經國或許也考慮到這一點，不得不有所妥協。
不過蔣經國並沒有因此放棄發展核武的夢想。為了規避美方檢查，台灣開始轉向和擁有鈾礦自由的南非合作。1980年代，南非不僅成為台灣取得鈾235的重要來源，甚至傳出台灣暗中把電腦模擬的研究結果帶到地廣人稀的南非進行實地測試。
此外，台灣也持續研發飛彈，此事從1978年底就已開始，11月21日的日記中記載：「核定發展飛彈生產計畫。」1981年中科院陸續提出製造防禦型戰鬥機的「鷹揚計劃」以及研發飛彈的「天弓計劃」、「天馬計劃」。其中天馬飛彈屬於中程彈道飛彈，不僅射程超過1千公里，還可以攜帶核彈頭。
但1988年1月，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所副所長張憲義帶著台灣核武和飛彈機密文件叛逃美國，使得台灣違反聯合國《不擴散核武條約》的證據確鑿，最終不得不停止核武研發。幾天後，蔣經國就過世了。張憲義叛逃美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神隱，1990年起在美國政府轄下的愛達荷州國家實驗室擔任工程師及科學家，直到2013年退休。
2016年他接受中研院研究員陳儀深口述歷史訪談，提到美方所以出手制止台灣的核武計劃，首先是因台灣的核能發展已經碰觸到美國的紅線，即有能力在3到6個月內製造出可使用的核武器。
除此之外，美國還考量到蔣經國的健康問題。當時蔣經國已經病危，眼見大限將至，美國很擔心一旦蔣經國逝世，李登輝可能控制不了郝柏村。他們評估郝柏村的政治企圖心旺盛，在重要問題上很可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美國不希望看到後蔣經國時代出現軍事強人，因此才會趁蔣經國還在的時候掀開問題，藉此拉下郝柏村。
但張憲義叛逃發生後，並沒有任何人員受到懲處，包括郝柏村在內，這除了蔣經國幾天後就逝世，台灣政壇出現一段空窗混亂期外，也和美方考慮到當時台灣能夠有效研發核武組織的人仍是郝柏村，需要他協助處理台灣接下來的政軍局勢，讓郝留在位置上，借重他的權威，可以好好地穩住台灣的政局與軍心。
郝柏村似乎也察覺到美方的意圖，當年丁大衛訪問台灣時，郝柏村曾指示中科院院長葉昌桐針對張憲義的事情要以低調、淡化的方式處理，將對台美關係的衝擊減至最低。另在1989年6月左右，葉昌桐、許歷農代表郝柏村訪美，和CIA與軍事相關人員會談時，他們表示已發生的張憲義事件就讓它過去吧（Let
bygones be bygones.），並建議繼續加強台美之間軍事情報交流的管道。
郝柏村雖然刻意淡化張憲義叛逃事件，內心則難掩痛心、憤慨與難過。2007年出版的《教戰記》，記載1988年7月2日他主持中正理工學院應屆畢業典禮的講話。當時張憲義叛逃已有6、7個月之久，郝柏村當著中正理工學院全校師生的面前，大罵這位出身中正理工的校友，「出賣自己、出賣國家、是一個唯利是圖受僱於外國人的間諜，一個出賣祖國的無恥漢奸！」
對於叛逃的指控，張憲義在訪談中則說：「我不曾背叛蔣經國的政策宣示，我也沒有背叛台灣百姓的福利，唯一與背叛扯得上關係的是，我背叛了郝柏村，減弱他在軍方或政治圈的影響力，讓他的氣燄被壓了下來。」
事實證明，郝柏村的實權確實因為這件事而一落千丈，後來升任國防部長又擔任行政院院長，但真正的軍權卻受到很大的衝擊。張憲義認為這應是李登輝和美國所達成的協議，他們採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平順地拔除郝柏村的軍權。若郝柏村繼續控制軍權，變成所謂的軍事強人，就會凌駕於李登輝之上，李登輝不希望看到這種局面，美國也是。
參考資料：登輝啟迪1 諸法皆空 自由自在
